1949年1月，傅斯年准备前往台北担任台大校长。临行之际，他再次找上自己的表妹曾昭燏，劝她跟自己一起走。傅斯年对曾昭燏说：“你掌管了博物院十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将来一定有人趁机报复。你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人，你的出身背景，也注定被他们所不容。跟我去台北，不管你是愿意去台大教书，还是去史语所做研究，这些都是任你挑选……”
 
 
其实1948年的时候，胡适和傅斯年就已经多次邀请曾昭燏跟随他们一起过去，但曾昭燏始终不肯点头。
 
 
傅斯年知道她性子倔，可还是放不下这个表妹。
 
 
他是个急性子的人，说话做事从不拖泥带水。
 
 
早在1948年下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把台湾大学当作未来最高学府来办，教育部长朱家骅认定只有傅斯年能担得起这个担子。
 
 
朱家骅亲自登门劝驾，傅斯年的身体刚从美国看病回来还没好利索，医生反复交代他不能操心行政事务，他一开始也严词拒绝。
 
 
但最终还是点了头，慨然应允。
 
 
194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他为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
 
 
1949年1月20日，台湾省主席陈诚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大校长。
 
 
傅斯年接过任命后，挥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几个字，字里行间全是苍凉，谁也想不到这几个字后来竟成了真。
 
 
当时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日本人当年办起来的，抗战胜利后才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头三年换了三任校长，教学秩序一塌糊涂。
 
 
傅斯年接手后，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就定下方向，要把这所学校办成学术机构，而不是衙门。
 
 
他把北大那一套治校传统也带了过来，坚决不让政治势力插手校园。
 
 
有个台大学生后来回忆说，傅斯年上任才几个月，学校就完全走上了轨道。
 
 
可曾昭燏这边，无论谁来劝，她都不肯走。
 
 
不光不走，她还站出来拦国民党当局运文物。
 
 
1948年底，一些人张罗着要把中央博物院的宝贝运走，曾昭燏气得直接给博物院主任杭立武写了一封信。
 
 
她在信里说，这些文物要是路上出了岔子，或者到了地方再有什么损失，谁主事办的这个事，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她不是光嘴上说说，还真采取了行动，硬是把这事给搅黄了。
 
 
1949年4月，她还跟吴有训、陶孟和几个人联名上书，死咬着不让文物走。
 
 
在他们的坚持下，三批已经运到台岛的852箱文物最后还是返回了大陆。
 
 
傅斯年很清楚这个表妹的处境，曾昭燏的曾祖父是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
 
 
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辈，曾昭燏算是第四代。
 
 
傅斯年担心的正是这个出身。
 
 
他在1930年代就看得很清楚，时局翻来覆去，像曾昭燏这样的旧家族出身，迟早要被人翻出来算账。
 
 
曾昭燏最后还是留在了南京，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她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五年后又升了院长。
 
 
她一门心思扑在文物上，1950年主持发掘了南唐二陵，带着工作人员住在野外的灰房子里，天天拄着拐棍来回跑，晚上在煤油灯底下整理那些挖出来的东西。
 
 
可到了后来，傅斯年当初那些话一样样都应验了。
 
 
曾昭燏的家庭出身开始被人翻出来，有人揪着她的曾祖父辈死咬着不放，连跟傅斯年走得近这事都成了她的把柄。
 
 
她那些年过得越来越难受。
 
 
1964年冬天12月22日下午，曾昭燏一个人坐上南博的车，跟司机说去灵谷寺塔看看。
 
 
到了地方，她把大衣脱下来放在车里，让司机在底下等着，说自己上去瞻拜一下就走。
 
 
司机也没多想，就等着了。
 
 
她登上灵谷塔，从塔顶纵身跃了下去，那年她五十五岁。
 
 
事后人们在她大衣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八个字：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傅斯年也没想到，他那句“归骨于田横之岛”真的一语成谶。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在台北病逝，再也没回过大陆。
 
 
这对表兄妹，一个去了南边再也没回来，一个留在原地，却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