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手下90年代赴美时向刘景容提问：他是否清楚我们实际上是地下党成员？
1992年初秋，美国洛杉矶郊外一座普通别墅的客厅里，七十四岁的杨应彬放下茶杯，轻声问：“嫂子，张总司令当年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底细？”刘景容抬头笑了笑：“他早就心里有数，只是从不追问。”这段对话后来被杨写进回忆笔记，成为研究张发奎与中共地下组织关系的一把钥匙。
杨此行的另一桩心事，是替广东方面确认张发奎骨灰归葬细节。十二年前即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在香港病逝，终年八十四岁。当时新华社发布讣告，叶剑英致电慰问，这在港澳同侨圈引起不小震动。刘景容随后提出“梓里安放”，但手续拖了十余年才尘埃落定。骨灰最终迁回广东惠州，左洪涛和杨应彬都在现场，却低调到几乎无人知晓。
事情为什么能这样顺利？得回到更早的年代去寻找答案。1926年夏，北伐军东路激战，张发奎麾下独立团里公开、半公开的中共党员已不算少。周恩来、叶挺经常出入军营，郭沫若在营外写檄文声援。那时的张三十五岁，正值用人之际，军官里哪怕有“左倾”嫌疑，只要能打仗，他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礼送、放行、调职，用的就是这一套。

南昌起义前夕，汪精卫、李济深都拉拢过张发奎。起义爆发后，他名义上被推为总指挥，却因局势变化同汪走得更近。对外，他依旧是国民党“嫡系”，对内，一批梯队式培养的“进步青年”却在部下当中悄悄扎根。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受命组建第八集团军，驰援淞沪。蒋介石不允他设政治部，他索性自创一个“战地服务队”，请来郭沫若、田汉打头阵。服务队名义上搞文艺宣传，实际上承担政治教育、抚恤和对外联络。四十多名文化人随军出征，至少有十余名持有中共正式党证。张将这支队伍称为“军心发动机”，但从不检查他们的党籍。有人背后议论，张只冷冷一句：“能杀敌就行。”

服务队解散后，特别支部又在第四战区悄然延续。周恩来1938年在武汉接见他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守住阵地，比什么都难。”从那以后，特支转入更加隐蔽的状态。蒋介石1940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要求军人“一律宣誓入党”。不少集团军里掀起逼签潮，张却以行政“缓批”为名，一拖再拖。对于坚持拒绝入党的“左洪涛们”，他只是私下劝说：“形势所逼，形式而已。”动之以情，最终不了了之。
杨应彬的故事更带戏剧性。1939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他被保送至中央军校独山分校。军统盯上他的信件，怀疑有地下党背景。校方致电张发奎，请示是否处理。张立即回函：“此子出众，是我军难得的人才，若轻易废黜，责无旁贷。”就这样，调查止于纸面。杨毕业后回司令部任作战参谋，负责情报整理，同时在暗线上联络进步青年。期间多次被举报，每逢风声紧张，张就把他调去“办文件”或“下连队体验”。不动声色，却管用。

抗战结束，国共矛盾迅速升温。1945年12月，杨在重庆举行婚礼。张出席并开玩笑：“小杨，结婚前先回答一个问题——是不是共产党？”宾客哄笑，杨也笑，一切戛然而止。两年后，中共中央要求“据点人员”择机撤离。杨报了个“去南洋做生意”的假期，途经香港转往闽粤边，再入粤桂边区。张随后下达一纸“籍假不归，通缉留存”，档案完整，追捕却从未展开。双方都保持了最后的体面。
很多研究者好奇：张发奎到底清不清楚？有意思的是，刘景容的回答与日记里的线索并不矛盾。她写道：“大王常说，识人难，难在不与我谈心；可他自有分寸，不问是他最大的仁慈。”换言之，张对底下人的政治身份存有推定，却将其当作秘而不宣的“公开秘密”，用模糊地带维系团队战斗力。
必须看到，张的包容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转向，而是战略与情义的折中。当时的八年全面抗战，前敌将领普遍面临兵员短缺、士气低落、统战压力等多重挑战。把一批擅长鼓动、组织又敢打的知识青年留在手里，显然更合算。对于共产党而言，这恰好为在国统区的深入工作提供了合法掩护。双方在国家存亡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互惠的默契。

抗战胜利后，旧时的默契随时局瓦解逐渐消散。1949年后，张辗转香港定居，保持对国民党体制的形式忠诚，却从未卷入台湾政治，也未介入反攻大陆的军事部署。有人视此为摇摆，有人则说他不愿以武力互相残杀。到底孰真？他本人再未公开解释，一切只剩旁人的回忆和猜测。
回到开头那间洛杉矶的客厅。对话结束时，刘景容从柜子里取出一枚小瓷盒递给杨应彬，里面是张发奎早年佩戴过的黄埔校徽。她说：“这是他留给忠诚的部下，不分颜色。”杨沉默良久，将校徽揣进怀里。此后，他再没对外谈起那段往事，只在手稿里写下一句半带感慨的话：“烽火年代，人心自有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