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在外打牌时，顿感全身燥热，坐立难安，一时间她的心中升起了不好的预感。于是连忙往家赶，谁料刚进家门，就听到书房传来声音，推门一看，姚玉兰瞬间哭成泪人！ 躺在书房里的，是她与杜月笙的幼子杜维嵩。二十九岁，吞药，走了。 桌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杜维嵩死前几天，不过是出门理发，钱包不知丢在哪里，身上分文皆无，当着店主和一屋子人的面付不出钱。店主脸色一沉，围观的人目光各异，这种场面对寻常人来说，不过是一件窘事，回头补上就完了。 但对杜维嵩来说，那一刻像整个天都塌了。 他从小长在杜公馆，父亲杜月笙在上海滩横行多年，门前每天人来人往，仆役成群。旁人对他客气，是因为杜月笙的面子，不是他杜维嵩本人有什么能耐。这个道理，他始终没弄明白，或者说，没人教过他。 杜月笙这辈子精明得很。1927年4月，他设宴骗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来人在杜公馆大客厅里刚站定，就被堵住打昏，塞进麻袋拖到沪西枫林桥活埋。 蒋介石借此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上海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杀害，杜月笙则因此获赏，青帮在华界的鸦片生意也由此公开。这笔账，是他此后再也挪不动的一块石头。 1931年，杜月笙在浦东老家建起祠堂，花了五十万大洋，典礼办了三天，每天千桌酒席，仪仗队五千人从法租界杜公馆一路出发，蒋介石、上海市长张群等人都送了匾。那是杜月笙最风光的时候。 对其他子女，杜月笙管教极严，打骂不少，逼着孩子早早学会看人眼色。唯独杜维嵩，从出生起就被捧在手心，要什么给什么，从来没人让他碰过一点麻烦。 1949年，局势急转。蒋介石私下召见杜月笙，希望带他去台湾；共产党也曾托人传话，希望杜月笙留在上海。两边他都没答应，最后带着家眷去了香港。原因不难猜，枫林桥那件事，他心里清楚，留下来恐怕没有好结果。 到了香港，日子并不好过。杜月笙的哮喘越来越重，身边虽还有旧部门客，但已无实权可言。1951年夏，杜月笙自知时日无多，开始清点家产，结果摆在面前的数字是：十一万美元。 昔日仆役九十七人、叱咤一方的大亨，晚景落到了这般光景。清点完，他拿出一叠欠条，全部烧掉，告诉子女以后不许去讨债，他不想死后让孩子们四处得罪人。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遗愿是葬回故乡浦东高桥，至今未能实现。姚玉兰后来带着孩子们辗转去了台湾，杜月笙的棺椁也于1952年移葬台北汐止，墓碑朝向上海方向，蒋介石题字"义节聿昭"。 父亲走后，杜维嵩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台湾对他来说是个陌生地方，家里已拿不出多少钱，周围的人态度也早就变了。杜维嵩在台北的日子越过越窄，偏偏他从来没学会怎么处理这种窄。 于是就有了那次理发，那个找不到的钱包，和他再也没能迈出去的那扇门。 姚玉兰站在书房门口，一时说不出话。她陪着杜月笙走过了上海最热闹的那些年，也跟着他去了香港，又来了台湾。 这一路她以为自己什么都见过了，没想到最后一关，是在自己家里，是她亲生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