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欠了我们家400块大洋，现在可以还给我们了吗？”2015年孝感市人民政府，一位衣着褴褛的大爷拿着一破旧泛黄的旧纸条，敲开了当地领导的办公室大门。 孝感市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躺着一张巴掌大的黄纸。灯光打在褪色的五角星印章上，静静照着一段八十五年的光阴。这张纸，曾被杨家三代人藏在了樟木箱底，揣在怀里，护在命里。   2015年开春，七十三岁的杨明荣第一次把它带出了家门。老人身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边角都有些磨毛的旧棉袄，脚上的布鞋沾满了乡下的泥土，在孝感市政府的门口，来来回回走了一趟又一趟，神色里满是犹豫和忐忑。   他是个一辈子种地的老农，日子过得清苦，却守着祖辈的规矩。那张欠条，是祖父杨长银传下来的，父亲又交到他手上。三代人守着同一句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它。   万不得已的时刻，出现在2014年冬天。那年他的老伴被查出了肺癌，化疗、住院、买药，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 积蓄见了底，亲戚借遍了，儿子甚至偷偷去碰了高利贷。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整整一夜，心里翻来覆去，终于拿定了主意。   箱子里的东西，是祖辈用命护下来的信义，是跨越八十五年的牵挂，更是一家人沉甸甸的底气。 一层层油纸被轻轻揭开，一张泛黄发脆的老欠条，缓缓出现在眼前。长十二厘米，宽四厘米，边角磨毛，字迹有些洇糊，唯有那枚五角星印章，依旧清晰。   工作人员把杨明荣请进屋里，看着他颤抖着手递过来的欠条，立刻启动了核查。党史办、档案局、县志办的人齐上阵，拍照、放大、辨认字迹，又去省图书馆翻史料，查红一军一师的作战轨迹。   原来，在1930年，红一军一师在孝感阳平口一带作战，打完胜仗后扩编，队伍从一千二百人涨到一千五百人，粮饷一下子捉襟见肘。   这张欠条的来历，也在史料的缝隙里慢慢清晰。1930年秋天，红军进村，战士们衣着破旧，鞋底用麻绳缠着，却对乡亲们客客气气。 涂队长亲自上门说明难处，杨长银丝毫没有迟疑。他当即翻出家里所有攒下的积蓄，一分都没留，又连忙嘱咐年仅二十一岁的儿子，趁着夜色，连夜挨家挨户跑亲戚，四处借钱筹措，不敢有半点耽搁。 好不容易凑齐钱后，他还特意多装了两袋自家种的糙米，让儿子跟着自己，一起送到了红军的驻地。   油灯下，涂队长写下欠条，重重摁下印章。后来时局越发凶险，还乡团进村挨家挨户疯狂搜查，见东西就翻。 杨长银心里一紧，趁人不备，赶紧把那张珍贵的欠条，小心翼翼地藏进了房梁深处的木缝里，用尘土掩盖好，半分不敢声张。他不幸被抓，惨遭毒打至吐血，却始终咬紧牙关，没吐露半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劝他去兑现欠条，杨长银摇了头。他心里一直这么想，红军为了老百姓打仗，连性命都敢豁出去，自己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催。 1968年，老人离世，把欠条传给儿子，叮嘱代代相传。   核查结果最终确认，欠条真实有效。结合当年四百块大洋足以买下半处宅院、支撑一个家庭安稳度日的分量，再考量杨家三代人八十五年风雨无阻的守护与坚守，政府最终敲定归还四万元人民币。   杨明荣接到通知时，站在政府门口，双手抖得厉害。他没有掉泪，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感谢。当天下午，他就拿着钱去医院交了化疗费。   转天，老人回了乡下，走到村后山坡上的祖父坟前。青石碑的字迹有些模糊，他把一张红纸压在坟头，点上了一支烟，放在碑前。   如今，这张欠条住进了博物馆。八十五年前，油灯下的承诺，在烽火里被守护；八十五年后，这份信义，在和平年代得到了回应。   承诺从不会被时光淹没。三代人八十五年的默默守护，加上政府两个月细致认真的核查，让当年军民之间那份沉甸甸的信任，化作了永远刻在时光里的一座丰碑。这丰碑，立在百姓心里，也立在每一份被铭记、被兑现的承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