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上海梅龙镇监狱，一管瘪塌塌的牙膏内侧，藏着六个针尖反刻的字——“茂良叛，速转移”，救下二十三名同志，却把叛徒姚茂良逼到1950年跪在公安局门口自首。 这管牙膏的主人是地下交通员老周，本名周德明，苏州人，早年在洋行当过学徒，因看不惯洋人欺压工人，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说话带着吴侬软语的调子，可办起事来比谁都利落。 1946年冬天，组织派他负责上海到苏北的交通线，主要任务是护送情报和人员。那次他进梅龙镇监狱送密信，是替被捕的同志传消息，没想到在放风时捡到这管被狱警扔掉的牙膏——铝管被挤得变了形，像根皱巴巴的烟卷，他蹲在墙角用指甲刮了半天，才抠出管口塞的纸团，展开一看，里面裹着张小纸条，正是那六个反刻的字。 老周的手当时就抖了。姚茂良是他发展的下线，上个月还一起在城隍庙吃小笼包，说要“跟着周哥干大事”。可现在，这管牙膏是姚茂良入狱前偷偷塞给他的，说明叛徒已经供出了部分同志的藏身之处，剩下的二十三人随时可能被抓。 他攥着纸条往监狱外跑，鞋跟都快磨破了，找到联络点后，立刻让报务员发报给苏北根据地，又让交通员分头通知各据点的同志转移。那天晚上，老周在弄堂里守了半宿，看着同志们一个个从后门溜走，才松了口气，可他没走，因为知道姚茂良没那么容易认输。 姚茂良是浙江人，以前在码头扛活，后来因为打架被开除，经人介绍认识了老周。他嘴甜，会来事，老周教他认字、记暗号，还给了他第一支钢笔。可这人胆子小，被军统的人抓住后，先挨了两鞭子，就全招了。 他以为供出几个据点就能保命，可没想到老周用那管牙膏传了消息，二十三个同志全跑了，军统那边查不到人，就把气撒在他身上，关了他三个月，打得他皮开肉绽。出狱后，他不敢回老家，在上海租了间破阁楼，靠打零工为生，可每天晚上睡觉都做噩梦，梦见老周举着那管牙膏站在他面前，说“你害了多少人”。 1949年上海解放，姚茂良躲在法租界的裁缝铺当帮工，可街上的解放军、贴满墙的标语，还有人们脸上的笑，都让他坐立难安。他想起老周以前说过，“做了亏心事，早晚要还的”，可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没人会记得他。 直到1950年春天，他在菜市场买菜，看见墙上贴着“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告示，下面还附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他。他腿一软，坐在地上，旁边卖菜的阿婆认出他，说“这不是姚家的小子吗？以前还帮人送过信呢”，他吓得赶紧爬起来，往公安局跑。 公安局的门没关，他冲进去就跪在地上，哭着说“我是姚茂良，我叛变了，我该死”。审讯的同志给他倒了杯热水，说“你早该来了”。原来，老周在1948年就牺牲了，是被军统特务追杀的，可他留下的那管牙膏，成了指证姚茂良的关键证据。姚茂良交代了所有罪行，包括供出的据点、出卖的同志，还有藏在床底下的三根金条——那是他当叛徒后拿的赏钱。 老周的故事，是很多地下工作者的缩影。他们没有枪，没有权，只有一支笔、一张纸、一根针，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救了无数人。那管牙膏里的字，不是简单的警告，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坚守，是对同志的负责，更是对叛徒的痛恨。姚茂良的自首，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是因为他知道，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那些被他害过的人，那些用生命守护秘密的人，不会放过他。 现在，那管牙膏的复制品就放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玻璃柜上写着“地下交通员的‘生命信’”。有人问，老周要是知道姚茂良自首了，会高兴吗？我想会的，因为他要的不是报复，是正义，是让每个背叛信仰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