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国民党上将陈仪去南京参加绝密会议，当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人事调整时，陈仪大吃一惊，难道策划起义的事情暴露了？ 这不是陈仪第一次面对突如其来的政坛风浪，但这次，他的直觉在心里狠狠地敲了一下警钟。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意味着整个东南战区都将由他掌控，而陈仪几个月来私下联络起义、谋求和平过渡的行动，几乎全部在汤恩伯的势力范围之内。 一旦有变，他就是瓮中之鳖。 陈仪曾在辛亥革命中投身起义，之后又在北伐战争中崭露头角，是真正从血里走出来的老将军。1927年之后，他长期担任各地要职，在福建、江苏、浙江都有口皆碑，治政严明，号称“陈青天”。 1945年，接收台湾时，他以行政长官之职赴任，原以为能借此一展抱负，结果却陷入深重泥潭。 当时的台湾局势复杂，日治残留体制未除，本地人与外省人矛盾突出。陈仪治下施政偏重大陆旧部，压制本地声浪，又在经济管理上强行征购稻米，引发严重民怨。 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民因烟酒暴力执法事件爆发抗议，“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陈仪请求南京派兵镇压，结果造成数千人死亡。到了5月，蒋介石顺势将他调离，算是平息表面风波。 陈仪离开台湾之后，一直对国民党的整体现状感到深深的绝望。他在浙江看到军粮被层层盘剥，军官私卖物资，官员靠走私发家。 他曾试图整顿，但无力回天。1948年他再度担任浙江省主席时，就已动了起义之心。他觉得，若继续执迷不悟，浙江将变成第二个台湾，战火一旦烧起，百姓遭殃。 “为家乡百姓谋和平，有罪乎？”这句他后来说出的话，早在那个时候已埋在心里。 他没有兵权，手下力量不足。他想到了汤恩伯，这个曾受他资助赴日的旧部，他的军旅起点，几乎就是靠着陈仪提携才走到今天。 两人关系甚密，汤恩伯的妻子还是陈仪的干女儿。他自信，汤恩伯不会背叛。可现实告诉他：政治不是讲恩情的地方。 他让侄子丁名楠送出一封亲笔信给汤恩伯，信中提到迎接解放军渡江的细节。这封信到了汤恩伯手中，汤恩伯表面上推说“时机未到”，暗地里却将信送去奉化溪口，直接呈给蒋介石。 蒋介石拍案而起，下令立刻将陈仪严密监视。 地下党上海负责人吴克坚得到消息后，派人紧急联络陈仪，希望他尽快撤离。还有老友胡允恭多次提醒，说汤恩伯近来行动异常，疑似反复试探内部势力。 陈仪都没当回事，他仍坚持相信，汤恩伯“情如父子”，不会出卖自己。他反复念叨一句话：“世间事，不能无情。” 有人曾劝他，不如暂缓起义计划，避其锋芒。他摇头：“我已七十，不做此事，何时做？”他信的，不只是恩义，还有自己对浙江百姓的承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这是他晚年最常说的一句话。他知道，走这一步，是孤注一掷。 他去了上海，被汤恩伯卫队软禁，再过几天就被正式逮捕，随后送往台湾。 没人想到，这位北伐元老，辛亥革命起义的功臣，竟会因相信一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而走到如此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