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最后一位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北京站站长”被捕了，他就是潜伏多年的李家琪，公安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看着大彩电… 1941年，李家琪正式被军统北平站吸收，担任交通员角色。他利用学生身份掩护，在北平街头传递情报，避免日伪巡逻兵检查。1943年冬季，他被选送到军统临澧特训班接受专业训练。这个训练班位于湖南西部山区，课程包括密码编制、爆破技术和情报传递。李家琪在训练中掌握记忆速写技能，能快速记录信息并用特殊方式隐藏。他的表现突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肯定。训练结束后，他返回北平，继续在军统系统工作。 抗战后期，李家琪调入军统豫东组，执行抓捕和审讯任务。他参与针对抗日力量的破坏活动，双手沾染鲜血。1947年，他升任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在鲁中南地区活动。这个时期正值解放战争激烈阶段，李家琪负责收集解放区情报和抓捕进步人士。那年8月，他试图伪装成解放军战士潜入部队，在检查站被识破并俘获。随后，他被押送至青岛处理，最终转往青海湖劳改农场改造，编号0975。 在青海湖农场，李家琪度过26年改造期。他被判无期徒刑，主要因继续从事反动活动，如结党营私和煽动他人。农场生活包括挖渠和农业劳动，他保持严格自律，每天早起锻炼，牢房整洁。1958年，他的刑期因顽固表现而延长。尽管如此，他始终未放弃国民党立场。1975年，根据政策特赦，他48岁时从德令哈农场释放，被安置在青海海西州国营牧场担任仓库管理员。 释放后，李家琪表面适应新生活，参与牧场工作，如赶牦牛和仓库管理。他用当地口音与牧民交流，按时出席学习会议。但他私下保持与国民党联系的准备。1979年端午节，他从另一释放人员陈道龙处获知其赴荷兰探亲，便委托传递信息。陈道龙途经香港，转交李家琪编造的寻亲信件，包含联络方式和暗语“黄老板问腊梅何时开花”。这个暗语只有军统高层知晓，用于验证身份。 1980年春季，第一封来自荷兰的信抵达牧场，内容用柳叶密码编写，指令李家琪北上建立情报网，经费通过香港商人分批汇入。他随即提交赴京治疗腿疾申请，获得批准。三周后，他携带5000元安家费抵达北京，在宣武区南横街购置小院。从此，他开始在北京潜伏，表面扮成普通老人，留灰白胡须，拄拐杖。 在北京三年间，李家琪逐步构建情报网络。他通过日常交往发展下线，包括邮局职员和铁路调度员，共六人。这些下线覆盖军政部门，提供运输和通信情报。他使用化学药水处理书页记录信息，如在《红楼梦》空白处书写摘要。最危险行动涉及从军事科研单位获取机密图纸，用微型胶卷隐藏。他的网络逐步扩展，收集华北地区军事部署数据。 李家琪的继女仇云妹成为关键情报来源。她在农业银行监察司工作，负责文件收发和保管。仇云妹从小被王姓寡妇抚养，李家琪娶王寡妇后，对仇云妹表现出关心。她无意中分享工作内容，李家琪从中获取中央文件，包括绝密级别。他抄录文件后归还，确保不留痕迹。仇云妹提供82份文件，其中一些与原件一字不差。 情报传递依赖交通员蔡苹。她从香港携带经费和工具，1983年1月与李家琪接头，带来任命他为“北平工作站”少将站长的委任状。这份文件签发于1982年圣诞节。李家琪还收到国民党忠贞奖章作为奖励。他的活动经费来自台湾，通过香港渠道汇入。他使用勃朗宁手枪零件作为纪念，提醒过去使命。 李家琪的暴露源于日常生活异常。他家中拥有彩色电视机，在80年代初属奢侈品。他邀请邻居观看电视，引发疑问。因无固定工作却大手笔消费，加上频繁与陌生人接触，邻居匿名举报。举报信提到他与香港台湾人士往来，怀疑间谍身份。公安机关接到后展开监视，确认可疑行为。 1983年1月17日，蔡苹在广州机场被海关盘查。她表现紧张，很快交代与李家琪合作细节。公安据此搜集证据，确认李家琪情报活动。2月17日，专案组逮捕李家琪，在其住所搜出三本处理过的《红楼梦》、12卷微型胶卷和一箱国民党文件。这些物证记录华北军事信息和委任状。 逮捕后，李家琪在审讯中保持冷静，回答精确到分钟，能回忆20年前事件细节。但面对下线名单时，他眉毛微动，那些被小利益收买的人早已向安全部门交代。仇云妹也被捕，她提供文件的行为被认定为泄密。蔡苹因交代获轻判3年有期徒刑，仇云妹判5年，李家琪判无期徒刑。 李家琪的落网标志国民党残余情报网在大陆瓦解。他从少年加入军统，到潜伏北京，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他的活动反映出台湾情报机构对大陆的持续渗透，但最终失败。他的案例提醒情报工作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警惕的重要性。他的被捕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体现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效率。 这个故事源于真实历史档案，李家琪的经历记录在公安部门报告中。他的代号“7271”出现在相关文件中。他的被捕新闻于1983年4月4日公布，北京市公安局通报细节。他的继女仇云妹案情在审判中公开，证实文件泄露事实。他的网络涉及多个行业，情报价值高，但因基层群众举报而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