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1983年，当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死后由儿子整理出版那本名为《误我风月三十年》的回忆录时，一段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史才惊心动魄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人们惊愕地发现，那个曾被大上海街头巷尾戳着脊梁骨唾骂了大半辈子的“第一名媛”、“顶级汉奸”，原来竟是将尊严碾碎在胭脂扣里的顶级特工。 要理解李丽身上的骂名有多重，就得看看她当年的座上宾都是些什么人。作为曾经留学法国、精通英语又不想受婆家旧礼教束缚出走的“上海舞后”，她在十里洋场无疑是耀眼的。 这光芒吸引来的，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俊六、是冈村宁次、是松井中将，甚至包括汪精卫身边的柴山与矢崎两位中将军事顾问。 在不知情的百姓眼中，李丽就是个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整日里在百乐门的灯红酒绿中与日寇推杯换盏，甚至不堪入目地陪同这些敌军高官就寝。 抗战胜利的那天，这种愤怒达到了顶峰：狂欢的人群冲着她扔菜叶、砸臭鸡蛋，甚至动手扯烂她的衣衫，怒骂她是“卖国求荣的娼妇”。 面对铺天盖地的羞辱，她却出奇地沉默。 没人知道，她在那些足以被凌迟处死的危机时刻，是如何在那支镶钻发簪的空心夹层里塞进绝密纸条，又是如何借着外出采买的点心名义，将极薄的麻纸裹进糕点馅料里传递出去。 她不仅是在陪睡，更是在日寇醉酒后的枕边话、酒桌上的炫耀中，精准捕获着每一个致命的信息。 最著名的战果便是一次性葬送了日军10艘满载增援部队和军械的运兵船——这份情报，正是她在与一名日军华东派遣司令“周旋”半日后套取的。 前线战士因此少了几千个敌人的枪口，可这份功劳，连个名字都不能记在她头上。 这种极致的隐忍，源于她身份的极度特殊性。她是戴笠单线联系的“死棋”。 在军统那个庞大而森严的机器里，李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据沈醉回忆，戴笠对待女特务向来舍得下本钱，像葛天璇、陈韵娜、水巷子一号里的特别侦查组，不仅经费给得足，连身体弱的内勤话务员都能领到美国进口的维他命丸。 对于执行外勤任务的女特务，军统甚至还有专门的“套路剧本”：要绑架汉奸时，往往派出两人，一人扮作被抛弃的情妇在大街上哭闹拉扯，另一人扮作路人“规劝”，利用群众对桃色新闻看热闹的心理，轻而易举将目标架上车。 但李丽走的，不是这种有同伴掩护的路。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戴笠给她的指令残酷而决绝：为了潜伏，平时绝不主动联系，必须由她单向寻找组织。 这意味着在危机四伏的虎穴中，她是一座孤岛。那个曾因忍受不了传统商贾婆家“男主外女主内”而逃到上海寻求自由的女子，最终化名“谭某某”，用最彻底的自我牺牲换取了家国的一线生机。 悲剧的转折点发生在戴笠的那场坠机事故。随着这根唯一的单线联系断裂，能够证明李丽身份的人消失了。她成了一个无法自证清白的“孤魂”。 在抗战胜利后的清算浪潮中，她既为了保护可能尚未撤离的地下党联络人不愿辩解，也因为失去了军统的背书而无法辩解。 这位曾经艳绝上海滩的女子，在战后的岁月里不仅要忍受社会性死亡，还两度入狱。她从北平辗转到香港，身边只有同样知晓部分内情并选择接纳她的丈夫章英明。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甚至一度因为生计前往台湾定居，却始终对那段“风月”闭口不谈。 她的一生，从上海滩的璀璨到香港寓所的孤寂，背负了所有的脏水，却带走了所有的秘密，直到那本回忆录的面世，才将那段用脂粉掩盖血泪的真相还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