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这个人叫余乐醒，此人是军统“教父级”大特务，在军统中名气很大的沈醉，就是他带进去的，他是沈醉的姐夫，沈醉亲口说过，他那些阴险狠毒的特务手段，基本上都是跟他学的。 看此人的照片，给人卑鄙阴险精明之感，在黑暗中浸泡的时间长，真正见光的时间少，总之是一类很典型的坏人。老黑之所以想说说这个人，乃是因为此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军统的黑历史，军统很多大特务，都是他这样，肮脏、卑鄙、血腥、投机、毫无信仰、更无廉耻。 余乐醒的黑历史，要从1927年的南昌城说起。 当时他还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总支书记，跟着周恩来、贺龙打响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受挫后，前敌委员会将一笔约二百两黄金的活动经费交给他保管，让他护送部分伤员转移。 可走到半路，他动了歪心思，趁着夜色卷走黄金，丢下伤员独自潜逃，先躲进上海的租界，后经人引荐攀上了戴笠的高枝。 对于这段叛逃经历，余乐醒后来自己交代说：“当时就是怕苦，觉得跟着共产党打游击没前途，黄金在手，不如换个安稳前程。”这番自白，撕下了他“革命者”的伪装，也暴露了他骨子里的投机本性——为了一己私利，能背弃信仰，能置战友生死于不顾。 投靠戴笠，加入军统之后，余乐醒很快异化成了一部杀人的利器。 1938年，他主持临澧特训班时，搞出了一套“实战化”的刑讯训练体系，沈醉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过一个细节：余乐醒从当地抓来三个无辜的农民，谎称是“共党探子”，把他们绑在特训班的刑房里，让学员轮流上手练手。 他站在一旁拿着鞭子指挥，“先灌辣椒水，灌到他呛血为止，再用竹签钉指缝，记住，要一根一根钉，让他疼到求死不能”。 有个女学员不忍下手，被他狠狠抽了一鞭子，骂道：“心慈手软还当什么特务？你不弄死他，他就要弄死你！” 那场训练持续了三个小时，三个农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被余乐醒下令拖出去活埋。 除了刑讯，他还痴迷于研究毒药和密写技术，在军统档案的《技术手册》里，记载着他发明的十几种密写配方，其中一种用“雌黄混合鸦片膏”的墨水，写在纸上肉眼看不见，必须用氨水熏蒸才能显形。 1939年，重庆地下党一个交通站就是栽在这种密写技术上——余乐醒训练的特务用此法传递情报，一举抓捕了七名地下党员，其中三人被活活打死在刑房里。 1939年的河内刺汪行动，很能说明余乐醒的能力和底色。 后来，他自己是这样交代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河内刺汪，我是技术指导，先想的面包投毒、浴室放氯气，都没成。戴笠催得紧，我没核实房间号就让行动组冲进去扫射，打死了曾仲鸣夫妇，还崩掉了他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我当时给戴笠发报说‘击毙逆贼汪精卫’，是怕受处分，后来报纸登了曾仲鸣的死讯，谎言才被戳穿。我把责任推给陈恭澍，说他擅自行动，其实是我没把情报核实清楚。” 1941年，余乐醒被派到遵义当植物油炼代汽油厂的厂长，这个肥差让他彻底暴露了敛财的嘴脸。根据军统审计处留存的档案，他上任不到半年，就虚报了三十万法币的设备采购款，把其中的二十万揣进了自己腰包。 他还和总务科长合伙，把厂里的优质植物油偷偷运到黑市倒卖，再用劣质油充数，导致炼出的汽油杂质超标，给军统的汽车造成了严重损坏。 更离谱的是，他甚至把厂里的仓库改成了赌场，招揽当地的土豪劣绅来赌博，抽成牟利。 1943年，一个被他克扣薪水的工人跑到重庆举报，戴笠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念及旧情，戴笠没把他枪毙，只是把他关进了息烽监狱，直到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他才被毛人凤放出来。 解放战争后期，眼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余乐醒又玩起了投机的老把戏。 他偷偷联系上上海的中共地下党，把自己在愚园路的房子腾出来，给地下党放无线电台。可他留了个心眼，既想靠这个“立功”，又怕国民党赢了秋后算账，所以他和地下党约定“只借房子，不参与行动”。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果然凭着“掩护地下电台”的由头，暂时躲过了初期的排查，甚至还被分配到一家军需加工厂任职，可他骨子里的卑鄙贪婪，终究还是让他在时代的洪流里现出原形。 据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的核查档案记载，当时前线志愿军正顶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浴血奋战，急需大量防寒棉衣和急救包，余乐醒却勾结工厂里几个军统旧部，将采购的优质新疆长绒棉换成廉价的黑心棉，甚至掺杂大量的碎布头、烂棉絮和石灰粉。 这些劣质棉衣运到前线后，根本无法抵御严寒，不少战士穿上后，棉絮钻出口鼻引发窒息，粗糙的布料摩擦皮肤生出大片冻疮，有的伤口溃烂后再也没能愈合。 更丧心病狂的是，他在急救包的生产上也敢动手脚，把规定的消毒纱布换成未经灭菌的劣质棉布，把足量的磺胺类药物换成淀粉压制的假药，甚至把止血棉偷换成废纸屑。 志愿军战士用了这批急救包后，伤口感染溃烂，不少战士因此不治而牺牲，余乐醒的“背后捅刀”实在是可恨至极。 这一现行罪行败露之后，新账旧账一起算，余乐醒很快被逮捕。 在牢里，他被自己的黑历史反噬，1959年死在了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