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个刚做手术摘除了左眼球的老兵，大骂儿子一顿：“家里没有钱吗？你怎么还能向国家伸手呢？”病床上的纱布还渗着血，儿子捏着那张630元的医药费单据，手都在抖。 他知道父亲兜里只有卖玉米换来的几十块钱，可老兵瞪着仅存的右眼，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国家的钱要给更需要的人，咱家还能撑。” 1955年的春天，陈训杨揣着300元复员费站在公社门口时，身后的战友都以为他要盖新房。 谁也没想到，他把钱往会计桌上一拍：“买两头水牛，给队里耕田用。”剩下的零钱，给邻居家娃交了学费。 那时他左眼里的弹片还没取干净，肩膀因为扛机枪早就变了形。 四年前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他还是个被抓来的壮丁。 国民党军队里三天没吃上热饭，被俘那天，解放军炊事班端来一碗带葱花的热面条，他捧着碗，眼泪掉在面汤里。 “俺跟你们走。”就这一句话，他成了渡江突击队的一员。 1949年渡江那天，他不会水，却举着手说“俺会游”。 木船在枪林弹雨中晃得像片叶子，五小时里他来回划了六趟，把战友送过长江。 最后一趟回来，船板上全是血，300人的突击队，上岸时只剩13个能站着的。 他胳膊被弹片划开个口子，随便裹了块布，跟着部队继续追。 从云南剿匪到抗美援朝，左眼被鸟铳打穿，肩胛骨被机枪压得变了形，这些伤在他嘴里轻得像“被蚊子叮了口”。 1955年回乡后，他把军功章塞进木箱底，跟着村民下地挣工分。 队长见他肩膀不直，想给他安排轻活，他抢过最重的犁：“俺当过兵，这点力气还有。” 2019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人找到他家时，木箱里的军功章已经锈出了绿斑。 工作人员翻出那张泛黄的“水上英雄”奖状，他才慢悠悠说：“都过去了，庄稼人记那些干啥。”邻居这才知道，每天在村口拾柴的老头，当年在长江里救过那么多人。 整理他的遗物时（后来才知道他2021年走的），发现复员费账本上记着“水牛2头180元，资助李家娃学费20元”，旁边还有行小字“国家给的，该给国家用”。 如今公社的老水牛早就换成了拖拉机，但村里老人还会说，那年春天陈训杨牵来的水牛，耕出了最齐整的田垄。 他藏在箱底的军功章，和他那只空荡荡的左眼眶，都在说同一个理：真正的功勋，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是扛在肩上、种进地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