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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到一个老瓜,但现在看还是觉得劲儿很大。 清华一个叫侯若石的教授,在2017年的

刷到一个老瓜,但现在看还是觉得劲儿很大。 清华一个叫侯若石的教授,在2017年的时候,直接点名批评吴敬琏、张维迎那几位经济学大牛。 他就说,为啥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为啥好多国企职工日子不好过?就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闹的。 他的意思是,这些理论听着高大上,其实内核就是保高收入群体,忽视低收入群体。 打个比方,就像家里资源有限,就只供那个最有“希望”的孩子,其他人就先放放。放大到社会,意思就差不多了。 这事儿搁今天,依旧像把钝刀子,慢慢割着普通人的神经。当年侯教授那篇长文一出,学界微信群直接炸了锅:有人拍桌子叫好,说终于有人敢撕下“市场万能”的遮羞布;也有人冷笑,觉得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蹭热度。吵到最后,谁也没说服谁,倒是把“改革红利到底进了谁的口袋”这个话题,重新端上了饭桌。 我那时候还在媒体跑口,跟着老编辑去采访过一场闭门研讨会。屋里空调开得足,可气氛比外头三伏天还燥。张维迎老师坐在第一排,脸色铁青,手指不停敲笔记本,哒哒哒像倒计时。轮到他回应时,他先抬眼扫了一圈,声音不高,却带着脆生生的金属味:“如果批评只停留在情绪,那我们永远找不到真问题。”话落,掌声稀稀拉拉,更多是咳嗽和翻纸的窸窣。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学术争鸣”,有时候不过是体面人之间的互扔飞刀,刀刀往人设上扎,血却流在看不见的地方。 侯若石到底说了啥“大逆不道”的话?其实拆开看,并不新鲜。他揪住的是“新自由主义”那条长尾巴:把国企贬成“落后产能”,把私有化说成“灵丹妙药”,把公共福利当成“养懒汉”。一句话,谁有钱谁就是改革先锋,谁穷谁就被历史车轮甩出去。侯教授拍桌子:这叫哪门子改革?这叫“劫贫济富”的豪华版!他举了个数:2000年到2015年,规模以上国企利润年增12%,可职工实际工资只涨了4%,高管薪酬却翻了三倍还多。“利润向上飞,饭碗向下掉”,一句话把台下国企老职工说得眼眶发红。 有人反驳:国企效率低,不砍不行。侯若石直接甩出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德国、法国、瑞典一堆“国企大户”,效率照样杠杠的,人家咋没把工人一脚踹出门?说白了,效率低不是“公”字惹的祸,而是“官”字的猫腻——董事会里坐着半个发改委,董事长明天可能去当副省长,谁还有心思老老实实做企业?把这样的烂账算到“全民所有制”头上,相当于把厨子炒菜放多了盐,怪锅是铝的。 听完他那段,我脑子里蹦出个画面:小时候街坊里有个瘸腿大哥,在国营纸箱厂糊盒子。九十年代末厂子“改制”,两千块工龄买断,他抱着纸箱回家,里头就剩一双胶手套。后来他去私企装卸,腰被传送带卷了,老板甩给他三千块“人道援助”,再没下文。那年过年,他拄着拐到我家借酱油,笑着说:“哥这回真成无产阶级了,彻底无产。”那笑比哭难看。后来我上大学读经济,课本里写“帕累托改进”“库兹涅茨曲线”,我老走神,耳边全是拐棍敲地的咚咚声。 侯若石把这套学术包装撕开,说白了就一句:别拿“市场”当万能挡箭牌。市场确实能做大蛋糕,可刀握在谁手里,蛋糕就怎么切。改革不是让90%的人给1%的人让路,再让1%的人指着剩下9%说:“看,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听起来像绕口令,却是真事。看看身边:外卖骑手每天跑十四小时,算法还嫌他慢;互联网大厂一夜裁员,HR把“毕业”说得像送祝福;有人掏空六个钱包买学区房,房价转头就去“深V”。这时候再听“市场决定性作用”,是不是像医生对骨折病人说“你自愈吧”? 当然,骂街容易,开方难。侯若石也没给出啥“一键美颜”的方案,他只说:别把国企一棍子打死,别把公共福利当包袱,更别把工人当成本项。说白了,蛋糕做大固然重要,分蛋糕的刀也得有人磨、有人管、有人喊疼。否则,再漂亮的GDP曲线,也不过是1%的狂欢和99%的仰卧起坐。 我后来离开媒体,去广东一个小镇做社工。镇里原来有家国营纺织厂,改制成上市公司后,主业变成“产业园开发”,机器卖了废铁,地皮盖成楼盘。老工人们守着工龄买断的欠条,在楼盘门口当保安、做保洁,每天看自己厂子的烟囱被炸成网红打卡地。有人直播、有人喊“旧改牛×”,没人记得烟囱底下曾有多少汗渍。我给他们办夜校,教拼音、教Excel,偶尔讲到经济学,底下大叔大婶摆手:“小老师,那玩意儿咱不懂,你就说,咱啥时候能涨五百块工资?”我张嘴,却像被塞了团棉花,啥也吐不出。 那一刻,我彻底懂了侯若石为啥急赤白脸。理论再花哨,落不到工人菜篮子里,就是废纸条。经济学如果只剩“效率”一个KPI,那跟短视频平台只剩“流量”没差别——最后都是把人当燃料。真正的改革,得让瘸腿大哥买得起拐杖,让纺织阿姨看得起病,让外卖小子跑再远也有个兜底。不是让他们“自己扛”,而是让制度“扛住他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