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年复员回家，火车上一个姑娘靠着我睡了一路，下车时我发现兜里的钱全没了，多了一张她的照片。 母亲正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纳鞋底，看见我背包的影子，针线都没来得及放下就迎上来，粗糙的手擦了擦围裙，想接我的帆布包。 我把钱丢了的事说出口时，母亲手里的顶针“当啷”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再抬头时眼圈红得像浸了水的棉线团。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明明灭灭，半天说了句“人回来就好”，可我看见他捏着烟杆的指节都泛了白。 兜里的退伍费是三年攒下的——母亲的药钱，盖新房的木料钱，全在那个鼓囊囊的信封里。现在信封空了，只剩那张照片：姑娘齐耳短发，眼神亮得像山涧水，背景是“清河县邮政局”的木牌，背面钢笔字写着“抱歉”。 先去了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对着照片叹气：“火车上流动大，这种案子——难。” 我捏着回执单走出派出所，秋风吹得人发冷，想起姑娘靠在我胳膊上睡觉时，呼吸轻得像羽毛，还往我这边蹭了蹭，像只受惊的小兽。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照片在灯下被我摸得发烫。忽然看见背景里邮局旁有个“老王修车铺”的招牌——同乡老李的老家不就在清河县？说不定他认识。 第二天找老李，他眯眼瞅照片：“这老王头我熟！在老城区修了二十多年车，邮局斜对门就是。” 我揣着兜里仅剩的五十六块钱，扒上了去清河县的长途汽车。 清河县老城区的土路被雨泡得泥泞，我踩着鞋底子的泥疙瘩转了三趟巷口，终于看见那栋灰砖邮局，旁边果然有个支着旧打气筒的修车铺。 “这姑娘叫兰子，” 老王头用油腻的抹布擦着手，“常来寄包裹，好像在街尾诊所帮忙。” 顺着他指的方向，临街的小诊所飘着消毒水味，穿白大褂的姑娘正给老人换药——就是照片上的人。 她看见我时，镊子“哐当”掉在搪瓷盘里，脸唰地白了。等病人走了，她低着头绞着衣角：“钱是我拿的，我弟弟白血病要手术，借遍了亲戚……” 我看着诊所里两张吱呀作响的病床，墙上贴着泛黄的输液价格表，忽然说不出话。她从抽屉翻出个牛皮本，一笔一划写欠条：“欠三千二百元，张兰。每月还五十，直到还清。” 回家后母亲摸着欠条直抹泪：“也是苦命孩子。” 之后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一张汇款单，有时三十，有时八十，附言总写着“弟情况好转”。两年后最后一笔汇款到了，附信说弟弟手术成功，想请我吃饭。 我回信说不用谢，把那张照片夹进了退伍证。 现在偶尔翻出照片，姑娘的齐耳短发还像刚洗过，邮局木牌在风里摇晃。要是那天她没靠在我肩上睡觉，要是我没看见修车铺的招牌——两个陌生人的人生，本不会有这样一段交集。 可生活就是这样，有人为了救命钱红了眼，有人为了一句“抱歉”记了多年。钱还清了，心里却好像多了点什么——大概是明白，每个硬邦邦的现实背后，都藏着一个喘不过气的灵魂。 就像父亲说的，人活着，谁还没个难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