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土匪头子给新四军写信：“求借40万发子弹！”首长看完信，哭笑不得：“哪有那么多子弹可以借，但若遇到困难了，我们可以帮！” 1944年春天，浙东的山里还透着寒气。 两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女人悄悄摸到新四军上虞办事处，从怀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 信纸是糙纸，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开头就吓了办事人员一跳。 写信的是高塘山的匪首王鼎山，开口就要40万发子弹，这个数字相当于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个月的弹药消耗。 当时谁都觉得这请求离谱，可拆开信封读完内容，办公室里的气氛又凝重起来。 王鼎山不是普通的土匪。 这人早年因为饥荒拉起队伍，定下的规矩比正经军队还严。 当地老乡说他的人从不抢农户和学校，有次部下偷了商户的东西，当场就被剁了手指。 但1944年的情况不一样了，日军在高塘山周围设了13个据点，国军192师又搞“剿抚并用”，两边夹攻之下，他的队伍快撑不住了。 那封信里除了要子弹，字里行间全是走投无路的绝望。 新四军司令员何克希看完信，在屋里转了三圈。 按常理说，跟土匪打交道风险太大，可当时抗日正是用人之际。 他让人把送信的女匪叫来，详细问了高塘山的情况。 得知王鼎山的队伍里大多是穷苦农民，跟日军有血海深仇，何克希心里有了主意。 他没答应给子弹，反而让通讯员给王鼎山带话：子弹可以想办法，但队伍得改编成正规军，接受思想改造。 王鼎山接到回信时也犯了嘀咕。 他本来想先借到子弹打退敌人再说，没想到新四军提了这么个条件。 可当时日军的“清剿”越来越凶，队伍里伤员一天天多起来，粮食也快见底了。 无奈之下，他让女匪回话，愿意跟新四军派来的人面谈。 就这样，新四军干部陈山开始了跟这个匪首的接触。 第一次见面约在余姚的药行街茶馆，陈山没穿军装，只带了个警卫员。 王鼎山却带了十个保镖，个个挎着盒子炮。 两人隔着桌子对视半天，最后还是王鼎山先开口：“你们真能帮我打日本人？”陈山没直接回答，反而问他：“你信得过我们，就把队伍拉过来，信不过，我们现在就走。” 改编的过程比想象中难。 王鼎山的部下大多是山里人，自由散漫惯了，听说要被管着，当场就有几十人要走。 王鼎山急了，拿着枪站在土坡上喊：“想走的可以，但得把枪留下！日本人还在山外等着砍我们的脑袋，现在散伙就是等死！”他这一吼，还真把人镇住了。 新四军派来的政治委员林达也有办法，不搞一刀切，先教大家认字，再讲抗日道理，三个月下来，逃兵从一开始的快一半降到了个位数。 1944年8月，王鼎山的队伍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独立大队。 授旗那天，王鼎山站在队伍前面，眼泪差点掉下来。 后来这支部队成了战场上的奇兵，王鼎山把山里打游击的本事全用上了。 1947年孟良崮战役，他带着改编后的8团，用土办法挖战壕抵近攻击，硬是拿下了张灵甫指挥部所在的雕窝山。 陈毅在战后总结会上专门提到他，说这支部队把绿林的勇猛全变成了革命的劲头。 1955年授衔时，王鼎山穿着少校军装站在台下，远远看见当年的谈判对手陈山。 两人走过去握了握手，谁都没提当年借子弹的事。 后来有人问王鼎山，后悔过吗？他总是说：“当年要是真借到40万发子弹，说不定早就跟日本人拼光了。 新四军没给子弹，却给了条活路。” 这话不假，从匪首到革命军人，王鼎山的转变不只是个人的选择，更是那个年代无数边缘人物在乱世中寻找出路的缩影。 如今高塘山的战壕遗址还在，长满了野草。 当地老人偶尔会跟游客说起那个要子弹的土匪头子，说他后来成了英雄。 其实英雄不英雄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能放下地盘和恩怨，选择跟大家一起打日本人，这样的人，历史不该忘记。 统战工作说到底，就是把敌人变成朋友，把阻力变成助力，王鼎山的故事，正是这个道理最生动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