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你答应过我,新中国成立后会让我加入中国籍的!”1949年,一个外国人急匆匆的闯入周总理的办公室,总理听完他的话微微一笑,就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1910年,乔治·海德姆出生在美国纽约州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里。 8岁那年,全球流感肆虐,他和兄妹四人都被感染,是一位好心的老医生免费上门救治,才让他们捡回性命。 从那天起,“为穷人看病”的念头就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扎了根。 23岁时,他拿到日内瓦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父母满心期待他回美国过富裕生活,可他却写信说要去中国,考察东方热带流行病。 1933年,他和同学抵达上海,在慈善医院兼职、开私人诊所、教临床课,十里洋场的繁华背后,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同学熬不住回了美国,他却留了下来。 一次聚会中,他见到了宋庆龄,这位气质高雅的女士告诉他“能为中国的进步做更多事情”,这句话点醒了他,他把私人诊所变成了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络点。 1936年,宋庆龄安排他和美国记者斯诺一起,穿越国民党层层封锁线前往陕北保安。 一个月的颠簸后,他们见到了周总理,住进窑洞,吃着白菜土豆和窝头。 三个月里,他们走访根据地、采访中共领导人,斯诺看到了可报道的新闻,他却看到了百姓对医疗的迫切需求。 斯诺离开时,他做出了惊人决定:留下来! 他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把名字改成马海德,从此成了延安人口中的“马大夫”。 在延安,没有医院,他就背着药箱在窑洞、大树下、田野里找病人,除了看病接生,还帮群众修钢笔、眼镜。 1939年冬,他深夜出诊救治高烧的“鲁艺”女学生苏菲,一眼定情,1940年两人结婚,成了延安的一段佳话。 1943年儿子出生,他取名周幼马,把自己的姓放在后面,疼惜妻子分娩的艰难。 1949年9月的一个夜晚,他敲响了周恩来办公室的门,急切地说:“周!十年前你答应过我的请求!” 这个请求就是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亲笔签字,让他成为新中国首位入籍的外国人。 开国大典那天,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泪流满面,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彻底扎根在了这片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却拒绝了“外国专家”的高薪和杜聿明的日式洋楼,选了后海一处破旧四合院。 1953年,他牵头防治性病,每年花半年时间跑内蒙古、青海等农牧区,住蒙古包、破庙,和四个人盖一条粗布破被。 群众怕抽血,他就撸起袖子给自己扎针示范,多年奔波下来,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却在1964年见证中国宣布消灭性病。 早在防治性病时,他就发现边远地区麻风病肆虐,这种病会令人面目扭曲,十分可怖,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52万患者,这些人被视为“恶魔”,要么被遗弃,要么被活埋。 他开始专注麻风病防治,在江苏海安、广东潮安建研究基地,逢人就说“麻风病可防可治,用药三天就不传染”。 看到医生武装到牙齿给病人看病,他着急地劝阻,自己则只穿白大褂,徒手触摸患者溃烂的皮肤。 1982年大年初一,在河北望都麻风病院,他主动握住一位老汉的手,老汉哭着说:“得病这么多年,没人敢碰我。” 1976年,66岁的他被确诊前列腺癌,却笑着对儿子说:“最少能活七年,还有太多事要做。” 他提出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跑遍全国几百个防治点,走访十几个国家筹集资金。 1988年,他瘦了30多斤,在北戴河主持会议时晕倒,住进协和医院还坚持看报纸、回患者来信。 9月23日,卫生部在病床上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先驱”称号。 10月3日,这位令人尊敬的医生与世长辞,按遗愿,骨灰一份送回美国故乡,一份埋在延安,一份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马海德的一生,是信仰超越国籍的生动诠释。 他从上海时期对苦难的共情,到延安时期对“中国希望”的认同,再到主动融入中国革命与建设,把“为穷人看病”的初心和中国百姓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 他放弃美国优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我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这句话,是他用55年光阴践行的誓言。 作为医者,他的伟大不仅在于医疗技术的精湛,更在于打破偏见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韧性。 他留下的,不只是中国从52万麻风病患者到2007年走出麻风病时代的医疗成就,更有一座跨越时代的精神坐标。 2009年他入选“100位感动中国人物”,苏菲延续他的遗志成立基金会,这些都证明,他“择一事终一生,爱一国付一生”的精神,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 国籍可改,信仰不变;岁月流转,大爱永恒。 【评论区聊聊】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位“中国籍美国医生”用生命书写的大爱传奇,是否让你对坚守与奉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信源:加入中国共产党,拯救50万中国人的美国医生:我不走!我是中国人!——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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