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是,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和林帅曾有过数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讨论的焦点只有一个:是否要集中兵力与日军进行大兵团作战?最终,在林帅的再三坚持下,115师在平型关全力出击,并取得大捷。但此战之后,林帅却又向主席做了深刻检讨,承认自己的战略思想“是不适宜的”。

而紧接着,115师又经历了一系列大变动:先是林帅意外负伤;再是毛主席提名罗荣桓担任代师长被“拒绝”;最后是整个师被一分为三,完全被打散重组。平型关之后,115师陷入了一个漫长的瓶颈期,一度是高开低走,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又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为何不赞成打平型关?首先看平型关战役的背景:
1937年9月,日军在攻占大同后,继而以“号称”钢军的第21旅团兵分两路,逼近平型关,企图与雁门关以北之日军主力会攻太原,进而占领山西全省。
危急之下,晋绥军第6集团军副司令孙楚向阎锡山献策,说21旅团孤军深入,晋绥军可以在平型关一带集结16个团,扼守险要,迟滞其进攻锋芒,同时请求八路军115师迂回敌后,两军前后夹击,必全歼来犯之敌。

对于115师师长林帅来说,这份“平型关出击计划”极具诱惑力。让晋绥军做诱饵,八路军以逸待劳,趁势出击,只要部署得当,胜率极大。而且不只是林帅,115师多数将领都力主要打这一仗,就连向来沉稳的副师长聂荣臻都说:
“打!为什么不打呢?利用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骄纵的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嘛!”
于是9月14日,林帅发电请示八路军总部,提出以两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军,以配合晋绥军的正面作战。但两天之后的9月16日,毛主席亲自复电林帅: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
毛主席的意见很明确,认为八路军不应过早参与正面决战。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主席就再三强调过这个问题。他当时提出八路军抗战的关键方针有两点:
其一是要进行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其二是要坚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洛川会议是抗战史上一次被低估的战略转折,毛主席正是在这场会议上提出了《论持久战》的雏形思想。他认为日军当前锋芒正盛,实力远高于中国军队,若与其展开正面战略决战,必须付出数倍的代价,即便打胜了也是惨胜,这在消耗中国的抗战力量,得不偿失。

因此八路军的抗战任务,要以“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为主。敌后抗战的关键,是袭扰日军占领的后方城市和据点,迫使其分兵防御,在不断的转战中丧失兵力和补给,从而被削弱整体实力。而八路军则借此机会积蓄力量,发动被蒋介石忽视的群众力量,以战养战。等时机成熟,再发起全面反攻作战。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大胆且超前,但也正因如此,他在洛川会议中所受到的阻力,并不小于当年的遵义会议。要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很不容易。这不仅因为红军自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已经习惯了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还因为抗日战争打响后,全军指战员群情激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
聂荣臻后来就曾回忆说:
“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岐意见,主席因此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
这里所指的“一些同志”中,就包括115师的师长林帅。

在洛川会议上,林帅就明确提出过另一种意见,他认为红军能用运动战打垮中央军,打垮湘系、桂系的那些反动军阀,就应该继续坚持,搞大兵团作战,整师整团的消灭日军。也正因为思想没有转过弯来,在毛主席两次明确拒绝正面作战后,林帅仍不放弃,连番发电强调平型关战役的必要性:
“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我军威信。”
此时毛主席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不止是林帅,八路军多数将领都是渴望杀敌立功,如果没有实战的检验,光靠持久战的理论是说服不了人的。于是再三权衡之下,毛主席决定满足115师的请战情绪,同意林帅暂时将部队集中起来打仗。
但毛主席也有言在先:
“如果战机难寻,还是要把部队的重心转到群众工作上。”
第二个问题:林帅为何会后悔打了平型关?115师打了平型关,而且打得很好,甚至被誉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此战之后,在林帅撰写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却赫然写着这样一段话:
“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是的,林帅亲自否定了以大兵团进行运动战的可行性。
那么平型关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向来“在军事上极有自信”的林帅,居然会主动向毛主席做检讨,并推翻自己了引以为傲的军事理论。

首先,115师的伤亡超出林帅预估。
战前,林帅曾做过判断,认为115师出击平型关:
“最多有一两百伤员。”
但实际上,115师伤亡了600余人。
要知道,115师参战的两个旅,分别是红一军团改编而来的343旅,以及红十五军团改编的344旅,一个是中央红军嫡系主力,一个长征后建制保存最完整部队,这两个旅基本都是百战老兵。一战折损600多老红军,对于115师乃至整个八路军来说,都是伤筋动骨。

况且在悉心筹划,以逸待劳的完美条件下,以伏击战进攻日军一个旅团的后勤部队,最终伤亡比却超过了1:2,这是无法想象的。林帅此时已然很清晰的认知到一个现实:如果115师再打几场像平型关这样的大仗,一个师迟早要拼光。
其次,晋绥军的表现低于林帅预估。
平型关战役前,林帅对晋绥军寄予厚望,毕竟八路军是协助友军作战,阎锡山没理由不倾尽全力。但结果呢?战役最焦灼时,林帅手中兵力用到极限,当时晋绥军33军独立8旅也奉命参战,林帅急让传令兵求援,希望他们能主动出击,截住日军增援部队,但晋绥军给出的答复却是:
“没有上锋的命令,我们不可能出动的。”
整场平型关战役,都是115师扛着日军的战机轰炸,以一己之力拼下来的。日军最后走投无路,只能选择冲击晋绥军防线,结果就是这么一群残兵败将,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把晋绥军给冲垮了。
林帅当时简直不可置信,后来他曾无不痛心地回忆说:
“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连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
八路军战斗力虽强,但编制只有三个师,包括120师还要承担留守后方的重任,115师和129师势单力薄,要想组织大型战役,就必须倚重中央军和晋绥军等友邻部队的支援。但平型关一役,暴露了友军一些部队已然烂到了骨子里,哪怕战机再好,他们也只会明哲保身。
115师再能打,也不可能靠着一师之力去硬抗日军主力。应该说哪怕林帅想打运动战,他也难以寻觅到合适的战机。所以毛主席所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既是八路军抗战的最佳方针,也是唯一可行的方针。
第三个问题:毛主席为何要拆分115师?1938年3月2日,八路军115师在一天之内,接连遭遇了两场严重的乌龙事件。
先是林帅在路过山西千家庄时,被晋绥军哨兵王潞生开枪误伤,子弹从背部射入,穿过肺部,还打断了一根肋骨。因为伤势过重,只能送往后方医治。再是同日午夜24时,毛主席发出两封电报。第一封给罗荣桓,嘱咐“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第二封呈送第二战区司令部,通报正式任命罗荣桓为115师代师长。

但是第二战区收到电报后,却复电说司令部早在18时左右,就已经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传来的任命文件,内容是“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命令已经核准下发,来不及再做更改。
罗荣桓错失115师师长,也是毛主席的一大遗憾。
陈光是军中骁将,战功赫赫,朱德、彭德怀都认为他是接替林帅的不二人选。但毛主席却更倾向秋收起义时的老部下罗荣桓。论威望和带兵经验,罗荣桓当时都不如陈光,但他的优势是能明辨形势,知人善任,善于统筹全局,建设根据地是一把好手。
从毛主席提议罗荣桓当师长就能看出,当时他已经有了让115师“转型”的打算。如果把115师这样强大的兵团继续聚集在山西一隅,虽然能打一两场漂亮的仗,但其战略价值是有限的。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只能戳一个“点”,而无法控制一个“面”。
所谓“转型”,便是主力部队实行地方化。简单来说,就是将八路军主力拆分,以其中一部与地方军区合并或混编,向地方派遣优秀干部、输送骨干力量,以达到以强带弱的目的,从而迅速扩张敌后抗战力量。
这种模式,使得主力兵团自身变得更加精干和机动,由过去的“大而杂”转变为“小而精”。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既可以灵活出击,袭扰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又可以在必要时迅速集结优势兵力,歼灭敌人部分主力。其战略效果,远非一场平型关式的战役胜利所能比拟。
1938年,因主力被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牵制,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陷入空虚,只能在后方占领区被迫采取守势。毛主席抓住时机,派出大量部队化整为零挺进敌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15师。
115师被一分为三,向不同方向出击:
第一部分由原副师长聂荣臻指挥,率115师独立团、骑兵营等,并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120师359旅各一部,前往五台山,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第二部分由陈光、罗荣桓指挥,以115师师部及685团挺进山东,联合张经武、黎玉创立的山东纵队,发展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

第三部分由原344旅政委黄克诚指挥,率344旅主力开赴华中,组建新四军3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
其实严格来说,115师还不止这三大分支。115师每个旅乃至每个团,都可能被拆分成了多个部分。在陕甘宁、晋西南、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都有115师老部队的存在。
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晋察冀军区坐拥兵力21万,山东军区则发展出了27万主力,黄克诚在率领新四军3师支援东北时,直接带走了近4万生力军。一个115师,最后发展出了华北和东北两大野战军,堪称一大奇迹。
毛主席这一手“撒豆成兵”,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迅速壮大的关键所在。打一场胜仗容易,只要部署得当便可。但打赢一场战争,则需要超前的眼界和判断。从遵义会议到洛川会议,从平型关大捷到罗荣桓经略山东,毛主席一次次证明自己的军事思想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