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大家都知道，红军多了1.7万生力军，多了两万件家伙事儿，实力大增。但就在那个群情激奋、喊着“当红军去”的夜晚，有两位身居高位的旅长，看着满地的红旗和沸腾的士兵，却摇了摇头。

他们拒绝加入红军。

更有意思的是，红军没难为他们，按照当时的政策，一人发了300块大洋的川资，礼送出境。

这两位旅长，一个叫冯安邦，一个叫王恩布。

300块大洋，在1931年那绝对是一笔巨款。但这笔钱买断的，不仅是他们与红军的缘分，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一个成了抗日名将，死后备受尊崇；一个成了阶下囚，最终病死狱中。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理解这两位旅长为啥要走，咱得先看看他们当时处在什么环境里。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听着番号挺响亮，其实就是原来的西北军。那是冯玉祥的队伍，中原大战输了以后，被蒋介石收编的。在老蒋眼里，这就是典型的“杂牌军”，是后娘养的，甚至连后娘养的都不如。

1931年，这支北方汉子组成的队伍，被老蒋硬生生调到了江西宁都。你想想，一群习惯了面食、干燥气候的北方兵，到了潮湿闷热的南方山区，那是遭了大罪了。水土不服，蚊虫叮咬，烂裆疮、疟疾、痢疾横行。

最要命的是，老蒋还要他们去跟红军拼命。

这叫什么？这叫“一石二鸟”。借红军的手消灭杂牌军，再借杂牌军消耗红军。这算盘打得，连普通大兵都听得见响。

缺医少药，军饷还经常被克扣。士兵们病死饿死的，甚至比战死的还多。当时二十六路军里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大家都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了。东三省丢了！

这下子，这帮西北汉子炸锅了。西北军虽然杂牌，但那是出了名的有血性。大家伙儿一商量，咱不在这儿打中国人了，咱回北方去，抗日去！

结果呢？老蒋不让。不仅不让，还在九江派了重兵把守，架起机枪大炮对着他们：谁敢北上，就地消灭。

进退两难。前有红军，后有督战队，肚子里没食，手里没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参谋长赵博生（那是咱们潜伏的地下党）振臂一呼，全军能有一万七千人响应的原因。大家是真没活路了。

1931年12月14日晚上，宁都城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赵博生摆了一场“鸿门宴”，请团以上军官吃饭。酒过三巡，赵博生拍案而起，宣布起义。这事儿其实底下的兵早就盼着了，大部分军官也是顺水推舟。

但是，哪怕是到了这份上，还是有人不愿意。

这其中军衔最高的，就是八十旅旅长冯安邦和八十一旅旅长王恩布。

咱们现在人可能很难理解，红军那边都把道理讲透了，而且大势所趋，这俩人咋就这么“轴”呢？

这得从人性的角度去琢磨。这两人都是旧军阀体系里混出来的老油条，那个年代的职业军人，脑子里那一套“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老蒋虽然不地道，但毕竟代表着那会儿的“中央”。投奔红军？那叫“落草为寇”，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风险太大。

再加上，这两位在旧军队里也是既得利益者，平时吃香喝辣，一旦加入红军，就要官兵平等，还要艰苦奋斗，这种心理落差，他们接受不了。

这时候，就得佩服红军的胸怀了。

并没有搞什么“强扭的瓜”，也没搞清算。当时的红军高层，包括后来赶到的朱德总司令，都坚持一个原则：来去自愿。

想留下的，欢迎；想走的，欢送，还给路费。

这个政策简直绝了。它展示了一种极度的自信和仁义。

于是，在一个清冷的早晨，冯安邦和王恩布，这两位国民党的少将旅长，各自从红军后勤部领到了300元苏区纸币（也有说法是银元折算）。

两人揣着钱，挤出了宁都西门。看着身后那些剪掉辫子、撕掉帽徽，欢天喜地加入红军的老部下，这两人心里怎么想的，咱们不得而知。

或许是庆幸自己逃过一劫，或许是嘲笑那些留下的人太傻。

但他们绝对想不到，这300块钱，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出了城门，两人就分道扬镳了。这一分，就是天壤之别。

先说说冯安邦。

这位山东大汉，虽然在宁都当了“逃兵”，但他骨子里还是个纯粹的军人。他没拿那300块钱去挥霍，而是直接回到了南京方面，找到了老上司孙连仲。

按理说，丢了部队光杆跑回来，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但孙连仲也缺人手，再加上冯安邦毕竟是忠心耿耿跑回来的，也就没深究，重新给了他一个74旅旅长的官衔。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冯安邦也就是个普通的国民党军官，顶多在剿共战场上多添几笔血债。

但是，历史给了他一次救赎的机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在民族大义面前，冯安邦那股子西北军的血性彻底被激发出来了。他带着部队上了前线，这一去，就再也没想过活着回来。

娘子关、台儿庄，哪里打得最惨，哪里就有冯安邦的身影。

特别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冯安邦率部死守阵地。那时候日本人不管是装备还是火力，都碾压国军。冯安邦的部队打残了，他就把勤杂人员编进去接着打。他那时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西北军没孬种！”

他这是在洗刷耻辱，也是在证明自己。宁都那天晚上他走了，是因为他不信共产主义；但今天他没走，是因为他信中国。

1938年，武汉会战后期。冯安邦奉命驻守襄阳。11月3日，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冯安邦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那一年，他54岁。

临死前，他没有给家里留什么遗言，也没提那300块钱的事儿。他用一腔热血，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抗日英雄的丰碑上。

2014年，国家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冯安邦赫然在列。

虽说当年他选择了离开红军，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但在抵御外侮这件事上，他守住了中国军人的底线。历史是公正的，人民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国捐躯的汉子。

再来看看另一位，王恩布。

他和冯安邦完全是两路人。冯安邦走，是因为观念冲突；王恩布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贪图安逸。

他在旧军队里就有个绰号叫“王刮皮”，平时没少克扣军饷。宁都起义那晚，他之所以反应那么大，甚至拍桌子骂娘，是因为起义断了他的财路。

拿到那300块遣散费后，王恩布压根没想着回部队找孙连仲报到。他心里那个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兵荒马乱的，还打什么仗？有这几百大洋，加上以前搜刮的民脂民膏，够我快活半辈子了。

他跑到了天津租界。

在那儿，他置办了洋房，娶了姨太太，当起了寓公。没事儿喝喝茶、听听戏，过起了神仙日子。后来看着局势不对，他又跑回了河北老家，买田置地，做起了大地主。

在他看来，自己这辈子算是“赚”了。避开了战场的绞肉机，还享受了荣华富贵。

甚至在1949年之前，他还觉得自己挺聪明。看着当年的同僚有的战死，有的成了“共匪”，他觉得自己才是赢家。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新中国成立了。镇反运动开始了。

像王恩布这种身负历史旧账、又在乡里横行霸道的旧军阀、大地主，怎么可能逃得过人民的眼睛？

群众一举报，底子全给扒出来了。

1954年，王恩布被逮捕入狱。他在旧军队里的那些劣迹，以及他作为反动军官的历史，都成了他的罪证。

仅仅一年后，1955年，就在他的老战友、当年留在红军里的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那一年，王恩布在冰冷的看守所里，病死了。终年59岁。

那300块钱，给他换来了二十年的纸醉金迷，但也像一副慢性毒药，最终把他送进了坟墓。他把乱世当成了生意场，最后却发现，自己才是那个被时代清算的筹码。

现在咱们把这两人放在一起看，挺感慨的。

当初站在宁都城门口，两人手里的筹码是一样的：一条命，300块钱，一个选择权。

冯安邦选了“义”，虽然是旧时代的“忠义”，但也算死得其所，成了烈士。王恩布选了“利”，只想苟且偷生，结果落了个身败名裂。

当然，咱们也不能忘了那些留下来的人。

赵博生，起义的领导者，后来在反围剿战场上牺牲了，那是真正的英雄。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那是多么威风的人物，最后在西路军的高台战役中，战至最后一人一弹，壮烈牺牲，头颅都被敌人割下来挂在城墙上。

相比之下，离开红军的冯安邦和王恩布，似乎“活”得更久一些，或者说，在那几年的乱世里，日子过得稍微“容易”一些。

那些留下来的人，虽然很多人牺牲了，但他们参与创造了一个新中国。他们的名字，是和这个国家的诞生绑在一起的。

而离开的那两位，冯安邦虽然赢得了身后的名声，但他终究是旧时代的殉葬品；王恩布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成了时代的垃圾。

红军之所以能成事，不仅仅是因为主义好，更是因为这支队伍有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正是这种格局，让红军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宁都走向北京。

那300块钱，其实就是一块试金石。

它试出了冯安邦的愚忠与血性，也试出了王恩布的贪婪与短视。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走自己的“长征”。当你面临人生岔路口的时候，别光盯着那点“路费”，往远处看看，看看哪条路，能通向你真正想要抵达的终点。

毕竟，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