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南京栖霞山一带的梧桐叶已染金黄。车队拐进陵园大道时，孙穗芳隔着车窗，努力辨认童年照片里那栋西式小楼。同行人员轻声提醒：“那就是中山陵八号。”她点点头，没有多说话。

这幢建筑最初动工于1948年。孙科为了常伴父亲长眠之地，重金邀请杨廷宝设计，砖木结构混合，外墙覆浅米色石材，兼有西班牙红瓦。动荡随之而来，国民党撤离南京，孙家仅住了不足一年便匆匆南下，楼里留下一些欧式家具和半箱未拆封的英文杂志。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宣告解放。军管会接收房产后，将这里短暂用作高级招待所。刘伯承入驻数周，准备江南地区的整编；随后，中央领导南下视察时，也在此歇脚。那段日子里，客厅壁炉里常年燃炭，墙面却仍挂着孙家当年的油画，旧与新并置，颇有意味。

1955年9月，许世友奉命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最初，他住在人和街十一号的旧式院落。六十年代中期，政治运动频仍，院外厂房、学校日夜喧嚣，这位出身农家的上将难得安眠。南京军区遂向中央请示，将中山陵八号划作首长住宅。搬家那天，他在门口拍了张合影，背后是高高的法国梧桐，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73年底，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南下广州。临行前，他向副司令员肖永银交代：“我走了，房子交公，别搞特殊。”语毕，提起行囊转身上车。按惯例，后任丁盛应搬入旧址，然而肖永银考虑许世友对老宅的感情，将丁盛安排在明故宫附近，引发了一阵小小的不满。

1980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许世友进京担任军委常委。北方干燥，旧伤作痛，他主动申请退休。中央同意其回宁休养。返回的第二天清晨，他拎着锄头绕宅一圈，感慨“还是江南水土养人”，随即决定把花园改成农场。

改造开始得颇为彻底。靠路一侧砍树砌圈，养了十几头黑花猪；游泳池抽水填土，放养草鱼；主楼后草坪翻耕成菜畦，油菜、小麦点种其间。警卫员笑他“把别墅变大棚”，他大手一挥：“当年闹饥荒，南瓜救过命，种地不丢人！”

那年夏末，几只南瓜长到二十斤以上。他让摄影干事拍照留念，并托人捎了两只给北京老首长。照片里，他叉腰站在瓜旁，神情像极了丰收的庄稼汉。

孙穗芳回国探亲的申请，经邓颖超转呈，很快获批。陪同名单里原有“许世友”三个字，许自己却婉拒，“老伴身子不爽，别耽误人家看房。”实际原因，熟人都清楚——他怕自己穿着草鞋、满手泥土的模样，破坏客人对老宅的想象。

参观当天，警卫在山腰守卫，庭院里一片静谧。孙穗芳沿着石阶进入，首先看到的是猪圈旁晾晒的玉米棒。她停下脚步，细看片刻，继而微笑：“爷爷若在，也会赞成。”随行干部稍显局促，她却挥手示意继续前行。

主楼大厅已没了当年水晶吊灯，取而代之的是白炽灯泡和竹制菜筐。墙上挂着许世友与战友的合影，旁边依旧保留一幅孙科全家福。这种并置，让孙穗芳凝视良久，轻声道：“历史没有被擦掉，只是活成了另一种样子。”

外界流传过另一种版本，称她1985年才来，而且许世友因肝病外出打猎未见客。事实与时间彼此冲突：1985年初，他已卧病不出，更谈不上握枪进山。地方志馆整理的接待记录，也清楚标明1981年十月这一次访问最为可靠。

1985年10月，许世友病逝于南京八五医院，中山陵八号随即收归管理处。院内农具仍旧摆放原位，菜畦杂草漫生。有意思的是，多年后修缮，工作人员保留了部分畜栏和鱼池，只在入口处加了说明牌，写着“原状陈列，请勿投喂”。

今天的游客漫步到此，常被院内猪圈遗迹逗笑，却少有人知道它背后那段由豪宅到农庄的曲折。孙科以“家园”寄托孝思，许世友以“农场”回归本色，而孙穗芳的平静微笑，无声地认可了这种历史的重叠。民国遗存与共和国记忆，就这样在一块土地上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