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总统召集五十位州长开一次全体大会？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句在美国政坛流传甚广的戏言，恰恰道出了最真实的权力格局：2024年，拜登政府为了推动总额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曾特意以私人名义邀请十位州长前往白宫磋商，可最终的结果却让联邦政府颜面尽失，六位州长直接以“州内事务繁忙”为由拒绝赴约，剩下的四位虽然如约而至，却一开口就摆出了“先落实联邦拨款，再谈配合法案”的强硬姿态。

有资深政治评论员形象地调侃：“如今州长见总统，更像是大客户对接推销员，完全不是下属拜见老板的架势。”

这种尴尬的局面，绝非源于总统与州长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深植于美国政治基因中的制度规则。

翻开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从头至尾都找不到任何一条“允许总统召集州长召开会议”的条款，反而在宪法第十修正案中明确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

这句话的核心含义再清晰不过：州长的职权并非来自总统的授予，自然也就没有服从总统指令的法定义务。

更关键的症结在于联邦与州的“权力来源截然不同”：美国总统由全美国范围内的选民间接通过选举人团制度产生，其职权范围仅限于联邦层面的事务，对联邦负责；而州长则是由本州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只需要对本州民众负责，无需向联邦政府低头。

这种权力架构就像两家独立运营的公司，总统管着全国性的市场业务，州长则深耕本区域的经营版图，彼此之间根本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前纽约州州长科莫就曾毫不留情地戳破这层窗户纸：“我能坐上州长的位置，靠的是纽约州选民的支持，而不是白宫里那位的恩赐。”

美国人对“中央集权”的深度恐惧，要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根源说起。

1776年，北美十三块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并没有直接建立联邦制国家，而是首先推行了“邦联制”——当时的十三个州更像是十三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甚至可以自主制定贸易关税，而作为中央机构的邦联政府，连最基本的收税权都没有，根本无法统筹协调各州事务。

这种松散的邦联体制很快就暴露出致命缺陷：各州为了争夺资源互相设置贸易壁垒，经济发展陷入混乱；面对外部威胁时无法形成统一防御，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

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各州代表才于1787年重新召开制宪会议，将邦联制改为联邦制，试图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找到平衡点。

但那些制定宪法的开国元勋们，骨子里对集权的警惕从未消散，他们精心设计了一套“权力平衡术”：既要让联邦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来统筹国防、外交等关乎国家整体利益的重大事务，又要死死守住州权的边界不被联邦侵蚀，为此专门构建了“三层防火墙”。

第一层防火墙是“权力划分清晰明确”：联邦政府拥有国防、外交、跨州贸易、货币发行等核心权力；而教育、医疗、社会治安、交通管理等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务，则完全由各州自主负责，甚至连驾照的考核标准、车辆牌照的设计样式，各州都可以自行制定，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也不足为奇。

第二层防火墙是“选举体系相互独立”：州长的任期与总统的任期互不挂钩，即便总统在中期选举后更换政党，只要没到州长的任期届满时间，州长就可以继续履行职责，丝毫不受联邦政府换届的影响…

第三层防火墙是“司法机构终极裁决”：当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发生权力争端时，由联邦最高法院作为最终裁判者，但最高法院的裁决权限也仅限于判断某一方是否“越权”，并不会直接强制州政府执行裁决结果。

美国历史上，州权曾遭遇过一次致命打击——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

当时南方十一个州因坚持“蓄奴权”并试图脱离联邦，引发了内战。

林肯总统领导北方打赢战争后，明确确立了“联邦至上”的原则，联邦政府的权力首次得到大幅扩张。

但州权的反弹从未停止，到了20世纪7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联邦主义”改革，将教育、社会福利等多项此前被联邦收走的权力重新下放给各州，让州权得以“回血”。

如今美国形成的格局是：联邦政府负责“喊口号、定方向”，而具体政策的落地执行，最终还是要看各州的脸色。

制度理论听起来抽象，现实中的权力博弈却远比理论精彩，甚至充满了荒诞色彩。

近年来发生的几场“联邦与州对抗大戏”，把总统的尴尬处境暴露得淋漓尽致。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一场“防疫割据战”在全美上演。

当时的总统特朗普为了提振经济，天天在公开场合呼吁“全面复工复学”，甚至质疑防疫措施的必要性。

可他的呼吁在地方层面遭到了公然抵制：民主党执政的加州率先联合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签署“西部州防疫协议”，自行制定严格的社交隔离、口罩强制佩戴等防疫标准；纽约州州长科莫更是直接拉上新泽西州等周边州另起炉灶，建立区域防疫联盟，还在记者会上公开嘲讽特朗普“不懂科学，只懂政治算计”。

特朗普气得在社交媒体上怒骂“这些州长们在搞叛乱”，却始终无计可施——根据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公共卫生管理属于州政府的核心职权，联邦政府只能提供防疫建议和物资支持，根本没有强制各州执行的权力。

比防疫对抗更具撕裂性的，是大麻合法化引发的“法律冲突”。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大麻被归类为与海洛因同级的I类管制毒品，联邦缉毒局理论上有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缉查行动，对非法种植、销售大麻的行为进行打击。

但如今美国已有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38个州公然“违反联邦法律”，不仅允许医用大麻合法化，部分州还放开了娱乐用大麻的销售，街头的大麻专卖店数量甚至比咖啡店还多。

2018年，联邦司法部曾试图收紧政策，对大麻合法化州开展严打行动，结果立刻遭到加州政府的强烈抗议，加州总检察长直接发表声明指责“联邦政府越权干预州内事务”，其他大麻合法化州也纷纷响应声援。

最终这场严打行动只能不了了之——背后的原因很现实：全美大麻产业的年产值已经超过500亿美元，直接带动了数十万人就业，牵扯到庞大的利益链条，联邦政府如果强行打压，必然引发严重的政治地震，甚至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2024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更是将联邦与州的矛盾推向了顶点，上演了“全面开火”的激烈对抗。

第一件事是得州与联邦的边境对峙。

得州州长阿博特为了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发起“孤星行动”，在美墨边境修建铁丝网围栏阻挡非法移民入境，还派遣州国民警卫队控制部分边境区域，禁止联邦执法人员进入。

拜登政府认为这一行为“违反联邦法律”，将得州告上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联邦政府有权拆除铁丝网。

可阿博特根本不买账，直接发表声明宣称“得州正遭遇非法移民入侵，根据宪法有权行使自卫权”，不仅继续修建铁丝网，还得到了其他25个共和党执政州州长的集体声援，公开支持得州对抗联邦政府。

第二件事是科罗拉多州的选票风波。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特朗普参与2021年国会山骚乱，构成叛乱行为”为由，裁定将特朗普从该州总统初选选票中除名。

这一裁决立刻引发争议，特朗普团队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后，联邦最高法院以9:0的全票结果推翻了科州的裁定，明确指出“各州无权决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这属于联邦权限范围”。

有意思的是，这两场对抗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主导，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体制下，总统和州政府之间根本不存在“谁能管得了谁”的绝对权威，权力博弈才是常态。

既然没有法定权力直接命令各州，总统要想推动政策落地，就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可这些策略往往显得无奈又低效。

最常用的手段是“用钱诱导”。

联邦政府通过掌握财政拨款的权力，将资金与政策执行挂钩。

比如想推动全国性的教育改革，联邦政府就会宣布“凡是按照联邦制定的教育标准开展教学的州，将获得额外的教育经费拨款”；想推动环保政策，就以“环保达标”作为发放基础设施补贴的前提条件。

但各州政府早已摸清了这套套路，往往会采取“选择性执行”的策略——拿到联邦拨款后，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对不符合州利益的条款则打折扣、搞变通，联邦政府对此也难以监管。

另一种手段是“靠舆论施压”。

总统利用自己的全国性影响力，通过媒体发声批评不配合的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