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5日凌晨，曾克林乘坐的火车缓缓驶入沈阳郊外，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苏联红军黑压压的枪口。对面的苏军指挥官一时懵了：这是哪冒出来的部队？曾克林却心里明白，他赌上的，是整个东北的命运。

按说八路军配合苏军作战，赶到沈阳接手城防不算出格，此前他们一路猛进，1945年8月30日配合苏军拿下山海关，同年9月3日进锦州，9月5日就到了沈阳。

可到了沈阳，苏军死活不让下车。原因不复杂，当时苏联政府跟国民党政府签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方咬定要把沈阳等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接收。曾克林带的人没佩戴臂章，也没什么军衔标识，苏军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瞅了一眼，直接以条约为由下了禁足令，连站台都不让上。

曾克林手里的电台功率太小，过锦州之后就跟上级彻底断了联系。两千多号人窝在火车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切只能靠自己判断。

他决定找苏军当面谈，第一次去，卡夫通拿条约说事，谈不拢。第二次去，还是同样的结果。火车上的官兵干等着，天越来越亮，气氛越来越紧。第三次走进苏军卫戍司令部，是1945年9月5日下午三点，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这回换了打法。

唐凯撸起袖子，露出参加红军时刻在手臂上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冲着对方高声喊：共产党，毛泽东。这几个符号管了用。在场的苏军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认出了这支队伍的来路，跟卡夫通低声商量了一阵，最后松口同意下车，但附加了一个条件，部队必须拉到沈阳市区以南将近二十公里外的苏家屯驻扎。

能下车就行，曾克林答应了。

1945年9月5日傍晚，两千多人迅速集合，干部战士清一色黄军服，每人一顶钢盔，子弹盒挂在腰间，步枪全上了刺刀，每个连配九挺机枪。队伍排成四路纵队往城里走，消息传开的速度远超预料。

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冲破阻挠涌上街头，广场和街道两旁聚满了人。沿途群众高呼口号，队伍和人群前呼后拥，像一场庆祝胜利的大游行。

苏军一看这阵势，态度当场变了，两名上校坐吉普车追上来，通知部队不用去苏家屯了，改驻市区故宫东南的小河沿，还派出两辆装甲车在前面开道。

部队站稳脚跟之后，苏军把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武器库交给了曾克林看管。他抓住这个机会，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连续搬运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批装备不光武装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条件，一部分还支援给了关内其他部队。

1945年9月7日，苏军驻沈阳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和曾克林、唐凯正式见了面。

克拉夫琴科说了一句实在话：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的限制。唐凯当场回了一句：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才来得这么快。

蒋介石消极抗战，躲在大后方，他们是不能这么快到这里。双方谈得不错，苏军随后同意八路军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接收沈阳及周边城市。

1945年9月8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成立，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委。随后部队分兵五路，接管辽宁各地城市和军用仓库。但真正撬动大局的一步还在后面。

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和苏军代表卫斯别夫上校一起坐飞机飞往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对东北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掌握，曾克林带回来的信息补上了这块空白。

当天下午到晚上，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随后中央迅速拍板，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正式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十万大军随即海陆并进，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东北。

一列被枪口围住的火车，三次硬着头皮的交涉，一个撸袖子的动作，最后撬动的是一整盘战略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