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一个深夜，几辆轿车停在台湾起义飞行员黄植诚家门口，相关部门进屋展开检查。卧室、书房、柜子，甚至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都被仔细翻过。

主要信源：（中华网——从台湾“飞”回来的政协委员）

黄植诚刚落地福州那天，义序机场的跑道被雨水打得发亮。

他滑行到停机坪，舱盖打开，冷风灌进来，他深深吸一口气。

来接他的人围上来，他接过水杯时手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从起飞到现在将近一个小时的高度紧绷突然松下来，身体一时缓不过来。

他站在机翼旁边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方向，云层很低，什么都看不见。

他心里清楚，这一回头，这辈子大概率再也回不去那座岛。

他住进一间临时安排的宿舍，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

他放下帆布包，走到地图前面站了一会儿，手指从台湾的位置慢慢划到福州，然后坐到床边，把湿透的鞋子脱下来晾着。

在航校当副校长的头几个月，黄植诚过得并不轻松。

他讲F-5的战术性能、讲低空突防的技术要点，学员们听得认真，但私下里也有人嘀咕，一个刚从台湾过来的人，讲的东西靠不靠谱？

黄植诚不解释，也不争辩。

每次上课前他都提前半小时到教室，把教案从头到尾过一遍。

有一次讲空中格斗的攻防转换，他直接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完整的能量曲线图，一条线一条线标出来。

画完之后他转过身，粉笔灰沾了一袖子，他说：“这个图我画了不下两百遍，你们谁要是能在实战中用上一次，我这趟就没白来。”

课后有学员跑来问他能不能再多讲几节课，他笑笑说：“只要你们想听，我就讲。”

慢慢地，来找他请教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下了课他还被围在教室里走不了。

到了周末，别的军官回家或者进城，他一个人在宿舍里整理教案，把白天讲课遇到的问题记下来，第二天一早再去模拟机房对着设备验证。

1982年结婚那天，北京饭店的宴会厅里摆了十几桌。

黄植诚穿着新做的中山装，站在门口迎客。大家举杯祝贺，笑声不断。

但黄植诚注意到，大厅最角落那一桌始终空着，那是他留给台湾亲人的席位。

他看了一眼那张空桌子，没有说话，端起酒杯挨桌敬酒去。

晚上回到新房，客人散尽，房间里安静下来。

他坐在床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母亲的黑白照片看很久。

马红洗完脸出来，看见他坐在那儿发呆，走过来问他怎么了，他把照片翻过去扣在桌上，说没事，早点睡吧。

1990年秋天送马红去机场那天，雨下得不大，细细密密的那种。

马红拖着行李箱走在前面，黄植诚跟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着两三步的距离。

过安检之前，马红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我到了给你打电话。”

黄植诚点点头，说注意安全。

她没有多说，转身走进安检通道，身影消失在玻璃门后面。

黄植诚站在那里看着那扇门，站大概五分钟，然后转身走出候机楼，开车回部队。

一路上收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歌，他伸手把收音机关上。

回到家属院，屋里很安静，茶几上放着马红没带走的一本书。

他换了鞋，坐到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雨发呆。

接下来的几天，他照常去航校上班，上课、带学员、开会。

只是每天回到家，他会习惯性地看一眼电话机，但电话始终没有响过。

一个月后，民航那边来了通知，说马红没有按期归队。

他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句知道了，转身去训练场带学员做模拟器训练。

审查结束那天，上级领导找他谈话，说事情清楚了，没有问题，让他安心工作。

黄植诚站起来敬了个礼，什么委屈都没说。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秋天的风灌进来，吹得他眼睛发涩。

他回到宿舍，打开衣柜，那个油布包已经被还回来，里面的头盔、军装、笔记本一样不少。

他把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着一行字：“总有一天要飞回去。”那是他在台湾时写的，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衣柜最底层，锁好门，去了训练场。

当天下午，他照常给学员上了一堂空战战术课，讲了两个小时。

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有个学员举手提问，问的是低空突防时怎么规避雷达扫描。

黄植诚走到黑板前面，拿起粉笔画一个雷达探测范围的示意图，然后在侧面画一条弯曲的航线，指着那条线说。

“关键不在于飞多低，而在于你知不知道雷达的盲区在哪里，我在台湾飞了十年，闭着眼睛都知道海峡上空哪个角度是安全的。”

说完他继续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