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早前就曾发出明确警示：中国人口若出现加速萎缩，将演变为全球范围内最棘手的系统性挑战，2025 年全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最终定格在 792 万。

旅美人口学者易富贤看到这个数字后给出一个扎心的对比：792 万的出生规模，和公元 1738 年清乾隆三年的出生人数基本持平。

而那一年，整个中国的总人口才 1.5 亿，他留下一句评价：被称作 “世界工厂” 的中国，如今能造出全球几乎所有品类的商品，唯独造不出足够的 “中国人”。

792 万这个数字，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年度出生人口最低纪录。

和 2024 年的 954 万相比，一年时间少了 162 万，跌幅接近 17%。

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看更刺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人口常年保持在 2000 万以上，峰值接近 2700 万，半个世纪不到，新生儿规模砍掉了三分之二还多。

乾隆三年 1.5 亿人口对应 792 万新生儿，出生率超过 50‰；现在 14 亿人口对应同样的出生数，出生率只有 5.63‰，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

联合国把这件事上升到全球挑战的高度，不是小题大做。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 30%，连续十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的工业门类。

过去几十年全球普通人能用上平价的家电、服装、日用品，本质上靠的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劳动力规模一旦持续收缩，用工成本必然上涨，最终会传导到全球每一件商品的价格里，没人能置身事外。

劳动力收缩的速度远比多数人想象的快，2014 年到 2025 年，中国 16 到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超过 6000 万，这个数字比德国全国的就业总人口还要多出近两千万。

眼下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向高端升级的关键节点，芯片、大飞机、工业母机这些核心领域，既需要顶尖工程师，也需要大量熟练技术工人。

劳动人口一边减少，养老负担一边加重，相当于爬坡的时候还不断往下卸人，难度可想而知。

不少跨国企业早已开始用脚投票。

富士康在墨西哥、印度扩建产能，苹果把四分之一的 iPhone 组装转移到印度，耐克的运动鞋大半产能搬到了越南。

不是这些企业想离开中国，而是人口结构的算术题摆在那里：年轻工人越来越少，工资成本逐年上升，产业链外迁是成本核算后的自然选择。

这种转移一旦形成趋势，再想拉回来就难了。

很多人把出生人口下滑归因为年轻人不想生，其实核心问题是能生的人越来越少。

20 到 34 岁的核心育龄女性，2025 年总量只有 1.05 亿人，按照现有趋势，到 2050 年会锐减到 5800 万人，直接砍半。

结婚登记数也能佐证：十年前全国年结婚量还有 1300 多万对，2024 年只剩 610 万对，直接腰斩。

生育基数的下滑是结构性的，就像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哪怕种子再好、肥料再足，总产量也很难往上走。

有人觉得人口少了人均资源就多了，日子会更好，这是忽略了人口结构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人口是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65 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 2.3 亿，还在逐年增加，而年轻人的比例不断缩小。

未来一个劳动人口要对应两个甚至更多的退休老人，社保基金、医疗资源、养老服务的压力都会层层传导。

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创造财富，社会的运转活力自然会跟着下降。

放在全球视野里看，影响还不止于制造业。

中国同时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每年进口海量的能源、原材料、消费品。

人口持续萎缩意味着长期需求收缩，全球的资源出口国、商品出口国都要跟着受影响。

过去全球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中国的需求拉动，这台发动机减速，整个世界经济的转速都会慢下来。

人口变化的特点是惯性大、周期长，今天的出生人口，决定的是二十年后的劳动力、三十年后的消费力。

联合国的预警不是唱衰，是把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结构性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世界工厂” 的人口底座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会慢慢渗透到全球产业链、物价、就业的方方面面，最终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