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所谓平反，实为投机政治的夺权算计，是彻彻底底的个人利己主义政治闹剧。
赫鲁晓夫拿着那份名单，穿过长长的、寂静的走廊。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听不出是急切还是沉稳。名单上列着一串名字，都是那些年“消失”了的人。他把名单卷起来，又舒展开，反复几次，像是在掂量它的分量。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几位穿着深色制服的同志已经坐在长桌两侧。赫鲁晓夫没有走向主位，而是站在了桌首的侧面，将名单轻轻放在光滑的桌面上。“同志们，”他开口，声音不高，“有些历史问题，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了。为了党的纯洁，为了我们事业的未来。”他没有看任何人的眼睛，目光落在名单上，仿佛那里有他需要的全部理由。
一位资深的、脸上有深刻皱纹的委员抬起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涉及的范围，是否过于……宽泛了？程序上，许多案件是经过集体决议的。”
“程序？”赫鲁晓夫打断他，音调略微抬高，但脸上迅速恢复了一种近似于痛心的表情，“当程序本身成为错误的保护伞时，我们必须有勇气纠正它。这不是否定谁，这是对历史负责。”他强调“历史”这个词，同时用手指点了点名单上最前面的几个名字——那几位，恰恰是曾公开批评过他早期政策的人。
阻力开始显现。不仅来自会议上谨慎的质疑，更来自那些无形的角落。档案库里，一些关键的审讯记录“恰好”缺失；证人名单上，几个名字被人用墨水划去，旁边标注着“已故”或“去向不明”。负责具体核查工作的中层干部伊万诺夫，在接到加速处理指示的第三天，被调离了莫斯科，去往远东一个不起眼的岗位。调动令上的理由很充分：加强地方建设。没有人提出异议。
赫鲁晓夫没有停下。他换了一种方式。他开始频繁地在非正式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讲述“某个被冤枉的好同志”的故事。故事细节模糊，但情感充沛。他强调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人”。渐渐地，一些嗅觉灵敏的人意识到，获得“平反”与否，与其说关乎真相，不如说关乎立场——是否在正确的时间，表现出对新路线的“正确理解”和“热烈拥护”。
一次内部的庆功宴上，酒过三巡。一位刚刚被“恢复名誉”并得到擢升的干部，举杯走到赫鲁晓夫身边，激动得声音发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您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我的一切都属于党，属于您指引的方向。”赫鲁晓夫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容满面，然后转向其他人，大声说：“看，这就是我们事业需要的新鲜血液！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忠诚！”
几年后，当那套以“秘密报告”为标志的叙事彻底稳固下来，成为某种不可触碰的定论时，最初那份名单早已被遗忘在某个档案袋深处。而当年在会议上提出程序问题的老委员，已经病退在家。一个午后，他的孙子翻出一本旧相册，指着一张合影问：“爷爷，这个人是谁？”老委员看了一眼，那是很多年前一次会议后的合影，年轻许多的赫鲁晓夫站在人群边缘，笑容有些模糊。老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轻轻合上了相册，说：“一个很会算账的人。”
新提拔上来的人填满了关键的岗位，他们发言的腔调越来越一致，望向主席台的眼神充满了无须言表的默契。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思”与“更始”，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套全新的、针插不进的权力班底，和一段被精心修剪过、只为证明今日正确而存在的昨日历史。闹剧落幕，舞台上的布景已然更换，只是聚光灯下，算计投下的影子，比过去的更加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