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打退日军后，营长王耀南急令：“快冲到半山腰，把鬼子尸体背回来！”众人不解，他却说：“有大用！”
王耀南打仗有个很特别的习惯。别人遇到强敌，首先盘算手里还有多少枪、多少人；他往往先绕着阵地看一圈，看看山坡有多陡，路从哪里经过，什么东西还能派上用场。
1938年的一次山地战斗中，这个习惯起了作用。
八路军刚刚击退日军一轮进攻，山坡上仍冒着烟。阵地附近散落着弹壳、碎石和被炮火掀开的泥土，半山腰还留下不少日军尸体。战士们来不及高兴，都在低头干活。
有人修工事，有人检查枪支，还有人翻找能够继续使用的弹药。
当时的现实很残酷。八路军长期缺少稳定的武器弹药来源，很多枪械型号又不统一，子弹未必能够通用。战斗一旦打成连续的阵地消耗，装备上的短板很快就会显露出来。
日军则不同。
他们拥有相对完整的火力体系，步兵进攻之外，还有机枪、掷弹筒和火炮提供支援。一轮攻击没有拿下来，稍作调整，还可能重新组织第二轮、第三轮冲锋。
因此，刚刚出现的安静并不能让人轻松。
守军真正担心的是下一次攻击什么时候到。
就在大家争分夺秒整理阵地的时候，时任工兵营营长的王耀南突然下令，让战士赶快冲到半山腰，把那里留下的日军尸体弄回阵地。
听见命令的人多少都有些纳闷。
刚打完仗，体力已经消耗很大，眼前最需要的是枪支弹药。敌军尸体既不能开枪，也不能补充兵力，为什么偏偏要冒险跑下山去背？
况且日军只是退了，并没有走远。
半山腰仍可能处于对方观察和射击范围内。几个人一旦暴露在坡面上，很容易成为目标。从常规角度看，这件事似乎既危险，又没有多少必要。
可王耀南催得很急，只留下三个字：“有大用！”
战士执行命令，很快把尸体搬了回来。
直到这时，王耀南真正想做的事情才逐渐显露出来。他考虑的根本不是尸体本身，而是一个当时比弹药还难得的东西——时间。
连续作战以后，守军必须重新布置阵地。
地雷需要埋，爆破点需要选择，射击位置要调整，能用的弹药还要重新集中。如果日军紧跟着上一轮攻击马上压上来，这些事情根本来不及完成。
怎样让日军慢下来？
这正是工兵出身的王耀南擅长琢磨的问题。
他长期和炸药、地雷、道路、桥梁、阵地打交道，对距离和地形非常敏感。山地作战中，进攻部队站在低处向高处观察，视野本来就受到坡度、烟尘和障碍影响，很难立刻判断阵地上究竟有多少守军。
王耀南利用的就是这种视线差。
被运回来的日军尸体经过安排，出现在阵地前沿一些容易被远处观察到的位置。与此同时，真正的守军开始重新调整部署，工兵则利用有限时间设置障碍、地雷和爆破装置。
这样一来，阵地的样子变了。
远远望去，前沿仍有不少人影。对准备再次进攻的日军来说，他们很难立即判断八路军究竟还有多少兵力，也无法确定前面有没有新的伏击和爆破区。
进攻自然就不敢毫无顾忌地往前冲。
这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看起来不起眼，对守军却非常宝贵。
有人趁机把散落的子弹收起来，有人修复被炸塌的掩体，有人重新选择射击位置。工兵则把有限的爆炸物安排在最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王耀南实际上没有增加一兵一卒，也没有突然得到一批武器。
他只是想办法让敌人的速度慢一点，让自己的人多出一点准备时间。
这就是工兵思维和普通步兵思维很不一样的地方。
步兵更多关注如何把敌人打倒，工兵还会考虑怎样让敌人走不动、走不快，或者只能沿着某条路前进。一旦把对方逼进事先选好的区域，数量有限的地雷和炸药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等日军重新向阵地逼近时，山地障碍开始产生效果。
进攻者既要判断前方情况，又要提防爆炸物，还无法随意选择行进路线。原本依靠火力和冲锋速度形成的压力，被一点点拆散。
距离进一步缩短后，真正的守军才有更好的开火机会。
这时候，最初对那道命令满腹疑问的战士，也就看懂了王耀南口中的“大用”。
真正有用的，并不是某种玄乎的计谋，而是利用敌人一时无法看清阵地虚实的机会，给部队换来喘息和重新布防的时间。
这种办法也很符合王耀南一贯的作战特点。
他的本事并不只是会埋地雷、会炸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习惯把原本不起眼的条件重新组合起来。坡度、道路、石头、树木、敌军留下的装备，甚至战斗结束后的现场，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作战的一部分。
这与当时八路军面对的条件密切相关。
抗战初期，许多部队装备不足，弹药补充困难，不可能每次都与日军硬碰硬地拼火力。因此，伏击、破袭、爆破、设置障碍和利用复杂地形，成为弥补装备差距的重要办法。
工兵的地位也由此越来越突出。
一条公路炸断了，敌人的汽车就得停；一座桥被破坏了，运输队便可能被拖住；一片雷区布在必经道路上，少量兵力就能限制更多敌军行动。
王耀南正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不断积累经验。
后来，“工兵王”成为人们谈起他时经常使用的称呼。这个称呼背后，并不是某一次偶然的灵机一动，而是他多年研究爆破、筑垒、障碍和工程保障形成的实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