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清晨,溪口的山雾格外浓,细雨贴在檐瓦。临行的马达声刚刚响起,蒋介石却仍站在祖居的石阶上,任由衣襟被水汽打湿。族人七嘴八舌地劝他进车,他只是抬手示意再等等。就在这时,一位白发族叔挤到跟前,压低嗓音问了一句:“瑞元,你这回走,要多久才能回?”蒋介石没说话,只是缓缓竖起三根手指,然后转身上车。雾气卷走了最后的背影,乡亲们茫然对视——三年?三十年?还是三日可回?没人敢给出答案。
时针往回拨到三个月前。1月1日,北方传来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消息,国民党主力几乎折损殆尽。武汉、南昌的电报像雪片一样涌来,内容却句句冰冷。当天夜里,南京总统府里灯火通明,蒋介石签下一份措辞强硬却并无底气的“求和宣言”。隔日清晨,报纸铺天盖地,只剩标题硬挺——“为和平计,愿听国人公论”。实际上,党内大员早已排队劝退,外界只等一个明确信号。1月21日傍晚,他终于宣布“下野”,接着登机直飞杭州。

有人以为失权的那一刻他会暴怒,但随行军官悄悄记录:那趟航程里,蒋介石难得地闭眼小憩,还让侍从把机舱窗帘拉开,说想再多看看江南。到杭州的第二天,他和陈诚对坐密谈数小时,敲定台湾接收黄金与后续政务安排,随后即刻折返溪口。故事自此转入一个古旧乡镇的日常,看似水波不兴,实则暗流汹涌。
腊月二十八,蒋家老宅挂起红灯笼。街头巷尾赶来看热闹的人不少,可真正陪他喝茶的,已难寻少年老友。宴席上,老乡们恭敬得过火,连对蒋经国也避让三分。蒋介石举杯,低头瞥见杯中倒影,忽然怅然。给他斟酒的老表一脸奉承,他想起三十六年前的春节——那时母亲尚在,他带着革命青年的锋芒回乡,只求一顿家常饭。“世事也太快了。”他放下酒杯,没再开口。
大年初三,蒋介石独自走进石窗岩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藏身于此。传说洞里那股阴冷的山气能避祸驱灾,他信。足足徘徊四十五分钟,才由侍卫搀扶出来。有人听见他低声嘀咕:“龙潜深渊,终有一日再起。”这句话像自我催眠,也像最后的倚赖。

然而坏消息一桩接一桩。1月27日深夜,“太平轮”在舟山外海沉没,两千多名难民和随船史料一同葬海。几天后,美国《时代》周刊以红底大字刊出毛泽东肖像。老蒋翻阅那本杂志,手指关节微颤,他轻声对蒋经国说:“外援靠不住了。”儿子沉默,只把杂志合上。
2月22日,雨点敲打瓦楞。蒋介石冒雨去奉化上林村,为外婆扫墓。两个舅舅撑伞陪行。掸土完毕,他忽而玩笑道:“若是全败,我便去五台山修行。”亲戚们只当宽慰,可连他自己也听得出底气不足。
国共和谈仍在拉锯。张治中两次来到溪口,第一次还能和老蒋秉烛夜谈;第二次到访,蒋介石索性带他沿江漫步,只谈山水,不提军情。张治中心知肚明,走时只轻叹一声:“江山易主,天意难违。”侍从笔记里记录了这一句,日后再翻,别有凉意。

进入四月,浙江沿海已不复冬意。4月21日傍晚,解放军炮声在对岸连成一线,渡江作战正式打响。同一时刻,蒋经国在乡校礼堂看戏,军报专线递到手里,他匆匆冲进后台:“父亲,长江防线失守!”舞台锣鼓未停,后台却骤然沉静。蒋介石只是点头:“知道了。”然后把长袍扣子系紧,默默离场。
紧接着的两天,他在杭州、台北之间频繁电令。黄金、档案、干部家属,全得打包。宋美龄已先抵台北,陈诚在基隆港督促船只装载。4月24日上午十点,蒋家宅门前拥挤不堪。亲族、僚属、乡民,皆来送别。蒋介石沿着人群逐个招呼,凡是祖谱上能找到的名字,他都要拍张合影。照相机咔嚓声此起彼伏,一位老木匠看不下去,低声嘟囔:“他像是要把整条血脉都装进皮箱里。”
午后雾更浓。蒋介石检查过随行名单,又折返祠堂,命人彻夜临拓徐老太夫人墓碑。至傍晚时分,他游目四顾,似乎想把熟悉的一草一木都刻进脑子。正当他抬步上车,才有了开头那幕:“瑞元,你何时再返?”他抬手比画三指,随后车队启动,缓缓驶向奉化机坪。

同一夜,“太康号”巡洋舰从上海吴淞口起锚。五月初,蒋介石抵台北士林官邸,立刻召见陈诚、顾祝同等人,草拟反攻计划。那三根手指究竟意味着三个月、三年,还是三十年,没有官方解释。岁月之后再回看,那是一次留给族人的含糊承诺,也是他对命运的最后豪赌。
1950年6月15日,韩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在台北向幕僚提及“准备三年后还乡”的旧话,语调淡然。只是那年他已六十三岁,而海峡彼岸早已进入土地改革与大规模建设的节奏。三根手指,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手势。
溪口的老人后来常说,当年的雾很厚,看不清车尾灯。几十年过去,那面旧祠堂墙上的合影仍在,只是相片边缘泛黄,许多面孔已难以辨认。对故乡而言,那一抹消失的背影成了难解之谜;对蒋介石本人,那一天却是奔赴未知的起点。谁也没料到,曾经喊出的“光复大陆”终究只是口号,他再没踏回过那片湿漉漉的青石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