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左右，邓颖超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根据长期在她身边工作的秘书赵炜后来回忆，当晚，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探望。赵炜俯下身，在邓颖超耳边轻声告诉她：“李鹏同志来看您了。”
 
此时的邓颖超已经很难正常说话，可听到这个名字后，她还是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吐出了两个字：“李鹏……”赵炜回忆，这也是邓颖超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第二天，也就是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邓颖超临终前为什么会惦记李鹏？要把这件事说清楚，时间必须往前推60多年。
 
李鹏出生于1928年，原名李远芃。他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1931年，李硕勋在海南被捕后牺牲，当时李鹏还不到3岁。
 
李硕勋在狱中留下遗书，希望妻子赵君陶不要过度悲伤，把孩子好好抚养成人。对这样一个烈士家庭来说，丈夫和父亲的牺牲，意味着此后漫长岁月都要在动荡中度过。
 
而周恩来、邓颖超这一代革命者，对于牺牲战友留下的孩子，一直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
 
1939年，李鹏还不到11岁，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读小学。当时成都遭到日军空袭，李鹏受到惊吓，夜间从床上摔下来，头部受了伤。就在这一时期，他接到消息赶回成都，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一直想见的邓颖超。
 
邓颖超看到这个头上有伤的孩子，非常心疼。会议结束后，她与李鹏的三姨赵世兰商量，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当时正在重庆工作，不如把孩子一起带过去，一方面方便养伤，另一方面也能让母子团聚。
 
于是，邓颖超亲自带着李鹏从成都去了重庆。到重庆以后，因为周恩来当时去了延安，邓颖超把李鹏暂时安排在曾家岩周公馆，与自己一起生活，还专门请医生给他检查、换药，直到伤口逐渐好转。
 
我觉得，理解后来邓颖超和李鹏之间的感情，这段经历非常重要。
 
那不是几十年后才建立起来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个不到11岁的烈士遗孤，在战争年代被父辈战友照顾所形成的感情。对邓颖超来说，她看到的首先不是后来担任领导职务的李鹏，而是当年那个父亲早逝、头上带伤、需要大人照顾的孩子。
 
1940年秋天，李鹏准备前往延安时，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看到他后十分高兴，还问起他的学习情况，让他读《新华日报》的社论，再说说文章的要点。李鹏回答得不错，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
 
从这些小事也能看出来，周恩来、邓颖超对这些烈士子弟的照顾，并不是只管吃饭穿衣，更重要的是管学习、管思想、管成长。疼爱是真的，要求严格也是真的。
 
后来李鹏到了延安，在那里学习、生活，逐渐成长。1948年，他赴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力发电。1955年学成回国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先后在丰满发电厂、东北电业系统等单位任职，此后长期在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工作，后来才一步步承担更重要的国家领导工作。
 
几十年过去，当年那个需要长辈照顾的烈士遗孤已经长大了。
 
对于邓颖超来说，这种欣慰恐怕很容易理解。老战友牺牲的时候，孩子只有几岁；自己曾经看着他受伤，看着他读书，又看着他一步一步参加工作。
 
到了晚年，再看到这个孩子已经承担起国家的重要责任，其中的感情显然不是一句普通的“老领导与干部”能够完全概括的。
 
所以再回过头看1992年7月10日晚上的那一幕，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邓颖超已经到了生命最后阶段，意识和语言能力都十分微弱。当秘书告诉她李鹏来了，她仍努力说出了这个名字。
 
在我看来，这两个字之所以让人动容，关键不在于李鹏后来担任过什么职务，而在于这个名字背后连着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往事。
 
它连着1931年牺牲的李硕勋，连着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烈士家庭，也连着1939年邓颖超从成都把一个受伤孩子带到重庆的那段经历。
 
老一辈革命者对烈士子弟的感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形成的。战友牺牲了，留下的孩子怎么办？有人继续照顾，有人继续教育，有人看着他们长大。这里面既有私人感情，更有一种对牺牲战友的责任。
 
而且李鹏并不是唯一受到这种关爱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把这段关系简单说成“养父母和养子”，反而把真正重要的东西说窄了。他们之间更准确的关系，是革命前辈与烈士后代，是在特殊年代里形成的一种超越普通亲缘的同志情谊。
 
从1939年的成都，到1992年的北京病房，时间过去了53年。一个孩子已经满头白发，一位当年照顾他的革命长辈也走到了生命尽头。最终留下的，只是轻轻的两个字——“李鹏”。
 
可这两个字背后，是半个多世纪没有割断的牵挂，也是老一辈革命者对牺牲战友、对烈士后代那份始终放在心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