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时任第9绥靖区司令的李良荣向蒋介石请求经费，蒋介石大手一挥批了60亿元法币。得到这笔钱的李良荣也是深谙官场之道，把30亿法币交给上级顾祝同，美其名曰代为保存。

1948年3月，刚上任国民党第9绥靖区司令仅一个月的李良荣，拿到了蒋介石亲笔批复的60亿元法币基建经费，乍听是笔天文数字，可放在当时全面崩盘的国统区经济里，这笔钱的实际购买力早已跌得面目全非。

按当年3月上海的市场粮价计算，一石大米就要420万元法币，这60亿全数拿去买粮，也只能买到1400余石，连绥靖区驻防苏北的部队半个月口粮都覆盖不了。

更讽刺的是，就这么点杯水车薪的军费，李良荣转手就把整整30亿送到了顶头上司顾祝同手里，只以“代为保存”四个字做遮羞布。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早已不是靠军令法度运转，而是靠层层打点的潜规则维持秩序，李良荣这个绥靖区司令，看着手握重兵风光无限，第9绥靖区1948年2月底才在山东临沂正式挂牌，辖区覆盖鲁南、苏北一共13个县，下辖整编第44师、整编第64师、整编第83师三支主力，外加数量不少的地方保安团队。

可这里面没有一支部队是李良荣的嫡系家底，他一手带起来的整编第28师，早就被调到华中战场作战，根本不在他的掌控范围内。

这就是蒋介石亲手定下的制衡规矩，抗战胜利后，为了防止麾下将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蒋介石在全军推行“兵将分离”政策，刻意把主官和他们的起家部队拆开，派往陌生建制任职。

就连王耀武这样的嫡系心腹，手里的第74军、第100军两支精锐都被拆分调走，只留一个第73军撑场面，李良荣自然也逃不过这套猜忌之术。

手里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说话自然没有分量，上任没多久，解放军就对临沂西南30里的郑旺堡发起进攻，驻守此地的是地方团队首领王洪九的人马。

王洪九接连向整编第83师师长周志道求援，周志道却怕中了围点打援的圈套，始终按兵不动，直到李良荣亲自出面严令督促，周志道才不情不愿地出兵救援， 事后李良荣对着亲信叹气：“现在国军的恐共病都深入膏肓了，战斗力还不如地方团队，不是自己亲手练出来的队伍，根本别指望人家真心听你指挥。”

更让李良荣难堪的还在后面，解围之后李良荣到前线慰问，当场宣布给有功人员发放1000万法币奖金，结果王洪九直接当众宣布，自己再加5000万法币犒赏手下。

当着一众官兵的面，地方团队的赏钱比绥靖区司令高出五倍，李良荣当场脸色就沉了下去，回程路上他忍不住怒骂王洪九猖狂，却也只能暗下决心，必须尽快把自己的整编第28师调过来，再把司令部的权责架子搭扎实。

也就是在这种处处受制的处境里，曾经不懂钻营的李良荣，摸透了国民党官场的生存法则，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时期就已经当上营长，可因为不擅长人情往来，升迁一直慢人一步，同僚还调侃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不会做人”。

熬到抗战结束，李良荣总算看清了现实：在这套体系里，打仗的本事再硬，也不如打通上层关系管用。

所以拿到60亿经费后，李良荣回临沂特意绕路徐州拜见顾祝同，当时顾祝同身兼参谋总长与陆军总司令双重要职，是蒋介石最信任的核心幕僚，全国军队的人事任免、补给审批权全握在他手里，李良荣主动表态，这笔经费不打算全带到前线，半数存放在徐州，顾祝同若是有临时开支需求，随时可以从这笔钱里借支。

30亿法币送出去，效果立竿见影，之后第9绥靖区申请武器弹药、补充兵员编制，再也没被打过折扣、卡过流程。

可这笔账算到底，最终买单的还是前线的底层士兵，留在李良荣手里的30亿法币，同样没能全数用在军需上，从绥靖公署到师团、再到基层连队，各级军官按惯例层层克扣截留，吃空饷、倒卖军粮、克扣被服是全军公开的潜规则，真正落到普通士兵手里的军饷，连吃饱饭都成了奢望。

寒冬时节的苏北寒风刺骨，不少士兵还穿着单衣作战，枪械弹药补给时常断档，这样的后勤状态，根本支撑不起高强度的战事。

李良荣的选择并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整个体系溃烂的必然结果，蒋介石一边靠疯狂印钞填补内战财政窟窿，法币发行量较抗战前暴涨47万倍，把普通民众和底层官兵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

一边又处处提防麾下将领，用“兵将分离”把军队拆得七零八落，指挥体系形同虚设；再加上从上到下无孔不入的贪腐潜规则，巨额军费最终变成了各级官员的私产。

当作战经费沦为官场利益输送的筹码，当士兵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这样的军队再多番号、再多编制也没有战斗力，李良荣这一次看似精明的官场操作，不过是给这个注定崩塌的政权，又添上了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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