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杨开慧牺牲前，搂着毛岸英轻声对他说：“我没有其他话留给你们，如果你们将来能够看见你们的爸爸，就对他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我非常想他，只是我不能帮他了，望他能够多保重……” 这句话说完的第二天清晨，天还没大亮，牢房的门就被哐当一声打开了。进来两个看守，把杨开慧拖了出去。
时间倒推回1930年。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掀起了疯狂的“清乡”运动，大肆抓捕共产党人。为了逼迫在井冈山领导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就范，敌人公开悬赏，四处搜捕“毛泽东的妻子杨氏”。
那时的杨开慧，正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隐蔽在长沙板仓的老家里，秘密进行地下斗争。由于通信完全被切断，她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丈夫的消息了。在那段与世隔绝、担惊受怕的日子里，支撑她活下去的，除了心中那团革命的火，就是对丈夫无尽的思念。 到了10月24日这天，正好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还没等孩子吃上一口生日面，一群荷枪实弹的特务就踹开了杨家大门。杨开慧、保姆陈玉英以及小岸英，被一同押往长沙，关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狱。
敌人抓到杨开慧，如获至宝，以为终于捏住了毛泽东的软肋。他们对杨开慧威逼利诱，动用了各种大刑，目的只有一个：只要杨开慧登报声明，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马上重获自由。
这对一个母亲来说，诱惑力不可谓不大。只要点个头，她就能活着走出大牢，就能看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长大成人。但杨开慧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她面对审讯者的咆哮，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审讯的人彻底没辙了。他们无法理解，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江南女子，骨子里怎么会有这么硬的血性。对于杨开慧而言，爱情和信仰早已经融为了一体，任何一样都不可背叛。
说起她对毛泽东的感情，后人总会被深深震撼。1982年，人们在修缮板仓杨开慧故居时，意外在卧室后墙的泥砖缝里，发现了一叠用蜡纸包裹的手稿。那是当年杨开慧写给丈夫，却根本无法寄出的信件。信里有一句话读来让人心碎：“我要吻你一百遍，你的眼睛，你的嘴，你的脸颊，你的额，你的头，你是我的人，你是属于我的！”
这些泛黄的字迹，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爱得浓烈且深沉的妻子形象。 她深爱着自己的小家，但为了那份拯救天下苍生的大理想，她甘愿把个人的生死抛在脑后。
时间来到1930年11月14日，也就是她留下那段遗言之后的清晨。
秋风肃杀，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刑场，一片萧瑟。杨开慧被押在一辆黄包车上，沿街示众。一路上，特务们端着枪，气氛极其紧张。面对死亡，杨开慧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有异常的平静。她从容地走下黄包车，被押到一处土坡上。
随着行刑官的一声令下，罪恶的枪声响起了。两发子弹击中了杨开慧，她倒在了血泊中。可让人心惊肉跳的历史细节是，她当时并没有立刻失去生命体征。 剧烈的疼痛让她本能地攥紧了双手，手指深深地抠进了冰冷的泥土里，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到了中午，有人向特务头子报告，说那个女人还有一口气。敌人狠毒到不愿放过一个垂死之人，立刻派人重返刑场，照着杨开慧的头部又补了一枪。
这一年，她只有29岁。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最美好的年纪。
消息传到苏区，已经是大概一个月之后了。毛泽东从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了妻子遇害的噩耗。那一刻，这个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伟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一天没吃一口饭。他呆坐在那里，悲痛欲绝地写下了一封信，信里有八个字，重若千钧：“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痛。他深知，妻子是为了他、为了他们的共同理想，扛下了所有的苦难，走向了绝路。那份深深的愧疚与怀念，伴随了毛泽东一生。到了1957年，他在给旧友李淑一的回信中，挥笔写下了那首传唱至今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道尽了无尽的沧桑与柔情。有人曾问他，为何称呼开慧为“骄杨”而非“娇杨”。毛泽东的回答极其干脆：“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是的，杨开慧当得起这个“骄”字。她是一位骄傲的战士，也是一位骄傲的妻子和母亲。
时光荏苒，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到了1946年，长大的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父子重逢的那一刻，毛岸英终于有机会，把母亲当年在牢房里交代的遗言，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
当毛泽东亲耳听到那句“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我非常想他”时，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时隔16年，妻子的临终嘱托穿越了生死的界限，终于传达给了最爱的人。这短短几句话，不仅是杨开慧人生的绝笔，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