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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主席审授衔名单,看到二野“三号人物”,毛主席批示:审批:此人不授衔

1955年,毛主席审授衔名单,看到二野“三号人物”,毛主席批示:审批:此人不授衔,另有重用。他在二野内部尊称 “老妈妈”,低调实干。

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在北京举行,千余名开国将帅身披将星接受国家荣誉,二野走出的将帅队伍里,刘伯承、邓小平位列十大元帅,陈赓、李达等人也各有对应军衔,可公认的二野“三号人物”张际春,却不在授衔名单之中。

不少熟悉二野历史的老兵都替他惋惜:从井冈山到淮海战役,从渡江作战到大西南剿匪,张际春当了几十年政治部主任,是刘邓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官兵们都亲切叫他“老妈妈”,按资历和实际贡献,评个上将完全绰绰有余,怎么偏偏没授上衔?甚至有传言说,是毛主席亲手划掉了他的名字。

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毛主席确实划掉了授衔名单上“张际春”三个字,但不是否定他的功劳,恰恰是给了他另一副更重的担子。

很多人对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有误解,觉得就是做做思想动员,不算实打实的军功,可在二野,张际春干的全是决定部队能不能走下去、能不能打胜仗的关键事。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十几万部队深入敌后,没有补给、没有根据地,冬天连棉衣都凑不齐,张际春带着政治部人员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发动当地裁缝和战士一起动手,半个月就给全军配齐了冬装,硬生生稳住了队伍的军心。

淮海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前线的弹药粮食全靠后方民工支前,几十万民工分散在江淮各地,组织不好就是一盘散沙,张际春蹲在当地整整一周,梳理出一套完整的“民工补给纵队编制”,把粮草运输、担架救护、情报传递分得明明白白,这套编制后来还被收入军事档案馆,成了战时后勤动员的范本。

渡江战役前,所有人都在盯着登陆方案,张际春带着人熬了三十六小时,拿出南京、镇江、芜湖三座城市的完整接管预案,部队一进城,纪律、民生、生产立刻就能铺开,刘伯承当时拍着桌子称赞:“这才是政治工作该有的速度。”

张际春脾气温和、心思细腻,从不摆首长架子,战士家里有难处他主动帮忙解决,干部犯了错他耐心讲道理,行军路上看到走不动的老乡,能冒着子弹把人背出来,时间久了,“老妈妈”这个外号就在部队传开,听着亲切,藏的全是官兵发自内心的敬重。

既然功劳这么大,为什么最终没授衔,核心原因其实是一条明明白白的制度规矩,1955年授衔有明确规定:已经调离军队、转到地方任职的干部,原则上不参与现役军衔评定。

这条规矩不是针对张际春一个人定的,最初的元帅候选名单里,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都在列,可他们都已转任地方和中央政务岗位,最终全部主动放弃了军衔;大将候选名单里的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等人,也因为转任地方职务没有授衔。

说白了,新中国第一次正规化授衔,就是要立住军政分开的规矩,不能开“两头占”的口子。

张际春的情况,恰恰踩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早在1954年初,中央就正式下调令,把他从西南军区调到北京,出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等到1955年正式授衔时,他已经脱下军装快两年,完全脱离了军队编制。

那为什么偏偏要在授衔前把他调走,这背后是毛主席的用人考量,朝鲜停战之后,西方舆论天天炒作“红色中国威胁论”,国际宣传战形势严峻;国内刚完成政权交接,扫盲运动、宪法宣传、文教建设千头万绪,宣传战线急需既懂政策、又会做群众工作的老干部压阵。

张际春恰恰是干这个的好手,红军时期他办的《工农简报》,用大白话讲革命道理,战士和老百姓都爱看;抗战时编的《前线快报》,在边区流传度远超普通报纸;长征路上,他靠写标语、做宣传,就能说服苗族老乡给部队捐粮食,被战士们笑称“用文章换粮草的人”。

在毛主席看来,比起军队里多一颗将星,让他去主持全国宣传文教工作,能给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没授衔这件事,张际春自己从头到尾没提过一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授衔结果出来那天,有人给他拿了张上将肩章的样图,他扫了一眼就夹进文件夹,转头就去忙工农干部宪法学习提纲的事了。

张际春常跟身边人说:“肩上多几颗星少几颗星不算什么,把分内事干好才是最重要的,” 到中宣部任职后,他把军队细致的工作方法全带了过去,提出“文字下乡、图片进厂”的宣传思路,推动全国基层扫盲和群众教育。

1956年张际春还提议,宣传干部也要参照军队模式分层培训,这个思路后来成了中央党校系统培训模式的雏形。

1968年,张际春在特殊时期遭受冲击,因病在北京逝世,1979年平反追悼会上,邓小平亲自到场,握着张际春家人的手说:“你父亲不负党,对得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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