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四方面军这位重要“灵魂人物”，若不是命丧非命，他有机会与开国元帅殊荣争夺吗？
1930年11月，鄂豫皖大别山阴雨连绵，山道尽是泥浆。此前红一军主力南调，留下的零散部队不足万人，国民党第一道“围剿”部队正从六个方向合拢。中央电报一句“速赴前线”，把30岁的曾中生推上了这座火山口。此人既非地方熟面孔，也并非久经沙场元勋，却因黄埔军校与莫斯科中山大学两段经历，被视作少有的“能打又会写”的干部。
抵达黄安当天，他和徐向前在破庙里摊开一张手绘地图，粗笔勾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十二字，随后提出把红一、红十五两军改编为红四军，统一指挥、集中补给。夜里仅三小时休整，队伍就分成若干游击小组穿林而出。三周内，四顾墩、磨角楼两战连捷，红军击溃数倍于己的追击队，危局暂解，大别山重新飘起红旗。

短促胜利背后是系统化训练。当时苏区兵员年龄参差、识字率低，他干脆拉出一座草棚，挂牌“随营学校”。白天操枪，夜里照着油灯抄写《步兵战斗纲要》。每十人编成“三三制”小组：三名火力手、三名突击手、三名侦察加政工，各自职责分明。这样的分工后来被许多根据地沿用，陈锡联、王近山等人也是那时打下基础。

国民党第二道“围剿”展开时，红四军已扩充到四万余人，鄂豫皖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红色腹地。但1931年4月，张国焘携中央分局授权抵达，局面突变。张主张东进安庆，借长江水网机动；曾中生与徐向前则坚持继续南下，逐步蚕食敌据点。“你们的打法太冒险！”夜半鸡鸣河会议上，张国焘拍案质问。曾中生只是低声回应一句：“兵要合乎地势，人须顺其民心。”言未毕，职务已被撤，他被降为黄安独立师师长。
同年秋，第四次“围剿”迫近，他在七里坪负伤仍坚持掩护后卫。部队西移川陕后，他获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却没料到新的风暴更急。1933年8月，肃反开始，曾中生被扣“右派首领”之名收押。拖着镣铐，他闯进保卫局为被捕干部求情未果，只换来更沉的枷锁。

囚室昏暗，他将煤渣磨成炭笔，在烟盒纸背面写下《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等数万字资料。守卫好奇问：“你还写这些干什么？”他淡淡答：“留下给能用的人。”纸片辗转流出后，被不少指挥员当作行军口袋书。
1935年6月，懋功会师，原以为沉案有望昭雪，他托人递出申诉信，却被扣在半路。两个月后，卓克基密林传来枪声，年仅35岁的曾中生长眠雪山之侧。张国焘对外宣称其“叛逃途中溺亡”，真相直到十年后才被中央彻底澄清。

1945年七大通过决议，确认他在鄂豫皖与川陕时期的军事贡献；1988年，解放军列出36位军事家，他名列其中。有人回顾那段文件时感叹：如果不是那场肃反，红军史上的战例、条令和人才名单，很可能会再多几个闪亮节点。这句感叹并非溢美，而是许多亲历者共同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