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工资345元，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主要信源：（内蒙古新闻网——悦读｜大师季羡林的第二职业） 六十年代北京城里，猪肉卖五毛钱一斤。 一个普通工人从月初忙到月底，领到的工资大概三四十块钱。 那时候城里头的学徒工更少，起手一个月也就十八块。 农村的情况又不一样，壮劳力在地里忙活一年，靠工分到年底分红，能拿到一百块钱的就算不错了。 就在这么个光景下，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他是一级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是三百四十五元。 这个数目放在当时，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 季先生有时候会去一家叫“莫斯科餐厅”的馆子吃饭。 那地方在当时可是顶高级的场所，算是北京城里头一份的“西餐厅”。 带着浓重的中苏友好时期的味道，许多有知识的文化人都爱去那儿坐坐。 餐厅里卖红菜汤，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罗宋汤，还有罐焖牛肉、黄油、面包这些吃食。 这么一套在当时看来很讲究的西式餐点，花费是多少呢？一块五到两块钱。 季先生去了，点上一杯酒，要一盘肉，再来两块面包，吃完结账，正好是两块钱。 这对他每个月三百多的收入来说，确实只是个小零头，所以他才会在后来很轻松地提起，说这顿“大餐”才花了两块。 但账不能只站在一个人的角度算，季先生这两块钱花得轻松，可这两块钱本身，在当年能买不少东西。 除了开头说的能买四斤猪肉，它还能是许多普通家庭好几天的菜钱。 更实在点说，它甚至可能是当时一些农村家庭半年的油盐钱，这么一对比，差别就出来了。 同样一张两元的钞票，在教授手里是一顿改善生活的美味，在另一些人手里，可能就是维持家里灶台不冷的重要指望。 这种花钱能力上的天差地别，比单纯说东西贵还是便宜，要来得更直接，也更深刻。 莫斯科餐厅在那个年代，不单单是个吃饭的地方，它更像一个标志，一个圈子的门。 能经常进去消费的，大多是收入高、有身份的人。 那里的红菜汤和罐焖牛肉的味道，某种程度上成了某种特定人群熟悉的、代表一定生活水准的符号。 所以季先生看似随笔记下的一顿饭，背后照出来的，不只是那时侯的物价高低。 更反映了“知识”和“学问”在那个年代所获得的价值认可和社会地位。 能给一个有大学问的教授开出比普通工人高出近十倍的工资。 这件事在今天很多人听来，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那是个尊重知识到有些“过分”的年代。 但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是一个愿意为学者的头脑和时间付出高额报酬的时代。 时间再往后走一走，来到八十年代初期。 这时候，一个普通的职工，月工资大概在四五十元的水平。 比如1984年，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工资可能是四十八元；而一个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每月能拿到四十二元。 那时候发工资不像现在直接打银行卡，都是发现金。 每个月固定的日子，大家去会计那里领一个装着自己月薪的信封。 就是靠着这几十块钱，很多家庭除了解决一家老小的吃饭穿衣，还能隔上一阵子，全家下顿馆子，吃点好的。 手头虽然不算宽裕，但也不觉得紧紧巴巴，口袋里时常还能有几个零花钱备着。 当然，家里如果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所谓的“单职工”家庭，日子就会过得仔细些，要精打细算。 如果是夫妻两人都有收入，“双职工”家庭，那经济上就活络不少。 除了日常开销，每个月多少都能存下一点钱，心里就踏实很多。 把时间线拉回到现在，再看当年那两块钱，感觉就更复杂了。 按照当年的购买力，两块钱能买四斤猪肉，放到今天，两块钱恐怕连一斤普通的青菜都难买到了。 货币的购买力随着时间在下降，这是个普遍的经济现象。 但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可能还不是钱本身“毛了”，而是那种“一顿饭的钱顶别人半年收入”的巨大差距。 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副样子，又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六十年代，这种差距的体现是莫斯科餐厅，是教授的两元西餐和农民的半年油盐钱。 到了现在，它可能是动辄人均上千元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是某些人一顿饭的开销相当于另一些人一两个月的薪水。 穿越了几十年时光的，似乎从来不只是物价上涨这件事，还有那种因收入悬殊而带来的、在消费上的巨大鸿沟。 回头去看季羡林先生这个人，他这顿饭的故事也就有了更具体的背景。 他不是天生就富裕，而是从山东的农村里，靠着苦读和真本事，一步步考进了北京大学。 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那些非常专门和艰难的语言文字，成了大学问家，最后回到北大教书做研究。 他一生的轨迹，从苦学生到大学者，恰好映照了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 给予他们极高的社会荣誉，也给予他们相当体面的物质回报。 他九十八年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命运和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