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把政治犯从上海解送到南京去，除极个别是用汽车专送外，一般都是乘火车。解送的办法也特别，很少用手镣脚铐，大都是用简单的化装方法来掩盖犯人面部，使人一下认不出来为原则。 例如，用纱布绷带包去半个面部或眼睛，或是戴上一副大的黑色眼镜等。而最无人道的做法，是在鞋子内满布图钉，让被解送的人有一只脚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装成跛子由特务挟持着上下火车。被解押的人穿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人脚掌，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 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特务也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沈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