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公子熊北平，被押解到公审大会现场时拍下的照片，当时与他一同受审的还有他的弟弟熊紫平。那么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在儿子被捕后，熊应堂又有什么表现呢？ 故事得从那栋神秘的小楼说起。那时候的杭州，老百姓路过省军区那一带，连步子都得放轻点。熊家两兄弟，1952年出生，正儿八经的“红二代”。小时候坐着军用吉普车上学，那是大院里人人羡慕的对象。可谁承想，这优越感后来发酵成了毒药。 1974年到1978年，这四年时间，对杭州不少家庭来说，就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 哥俩在西湖边有栋房子，位置绝佳，风景独好。但这房子在当时杭州人口中，叫“熊窝”。这哪是住人的地儿啊，简直就是个魔窟。他们纠集了一帮狐朋狗友，搞所谓的“舞会”。那年头，听个邓丽君都得偷偷摸摸，他们倒好，明目张胆地把那儿变成了猎艳场。 手段极其下作。要么是打着“招工”、“招兵”的幌子，要么就是仗着身份硬要把人骗过来。来的姑娘，有纺织厂的女工，有下乡回城的知青，甚至还有只有16岁的中学生。进了那扇门，就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档案里的数字冷得让人哆嗦：百余名女性受害。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百余个家庭的血泪，是百余个姑娘一辈子的阴影。 那时候有警察管吗？老实说，有心无力。 有个老民警后来回忆，接到报案电话，一听地址是“熊府”，电话那头就沉默了。更有甚者，警车开到门口，看到那持枪站岗的哨兵，只能掉头回去。在那个法制还不健全、权力和威望依然能遮天的年代，“熊司令的儿子”这六个字，比圣旨还管用，也比刀子还锋利。 但是，天狂有雨，人狂有祸。 1978年，风向变了。那一年，随着那场著名的会议召开，中国的天空开始放晴。48封摁着血手印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塞进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的传达室。这些信，有的来自受害者，有的来自看不下去的邻居，还有的来自敢怒不敢言的基层民警。 铁瑛书记拍了桌子，他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不查，我们怎么向杭州人民交代？” 抓捕那天，动静不小。但这事儿最难的，不在抓人，而在怎么过老将军这一关。 这就得说说熊应堂将军了。老将军是穷苦出身，走过长征，打过抗战，解放战争里更是立下赫赫战功。他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严父，也是那种把荣誉看得比命重的军人。 当浙江省委的领导硬着头皮，把厚厚一沓案卷和调查报告放在熊应堂面前时，空气估计都凝固了。案卷里，桩桩件件，触目惊心。强奸、轮奸、流氓罪……这些字眼刺得老将军眼睛生疼。 所有人都盯着熊应堂，怕他发火，怕他护犊子，怕他掏枪。 但老将军的表现，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他一页一页地翻，手在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那是他的亲骨肉啊，是双胞胎儿子啊。看完最后一行字，熊应堂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八个字： “枪毙，我签字！绝不求情！” 据说那天晚上，老将军没吃饭。身边的秘书看见，这位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拿着擦鞋布，把那双旧军靴擦了一遍又一遍，仿佛那不是鞋，是他那张被儿子丢尽的老脸，也是他心里那块永远擦不干净的污渍。 1979年11月14日，杭州的一处体育馆，六千多人挤得满满当当。那是公审大会的现场。当熊紫平、熊北平被押上来的时候，全场沸腾。人们愤怒，也好奇：难道真的要杀老将军的儿子？ 判决结果出来了：弟弟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哥哥熊北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那一天，西湖边的枫叶红得像血。 熊紫平被拉去刑场的时候，围观的人群并没有欢呼，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沉默。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一声枪响，打死的是一个罪犯，但击碎的是千百年来“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这是新中国法治史上，极为沉重、也极为响亮的一枪。 那哥哥熊北平呢？ 死缓，意味着如果表现好，大概率能保住命。但两年后，在监狱里，他做了一个决绝的选择。他把一根牙刷柄在地上磨尖了，那种耐心和狠劲，如果用在正道上该多好。最后，他用这根牙刷柄，狠狠扎穿了自己的颈动脉。 狱警发现的时候，血喷了半面墙。或许是悔恨，或许是绝望，又或许是受不了从天堂跌落地狱的落差，他自己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两个儿子，一个吃了枪子，一个自杀身亡。熊应堂将军的晚年，是在怎样的心境中度过的？ 老将军后来离开了杭州，去了四川。他很少提这两个儿子，仿佛他们从来没存在过。但在他的遗物里，人们发现了一份当年的判决书复印件。在判决结果那一行，老将军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个圈，旁边写着四个字：罪有应得。 1996年，熊应堂将军去世。他的灵堂布置得非常简单，只有一张长征时的旧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打补丁的军装，眼神清澈。 治丧的时候，按照惯例要放哀乐。但被他的老部下拦住了。老部下流着泪说：“首长生前有交代，不放哀乐，就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追悼会很短，只有二十分钟。没有呼天抢地的痛哭，只有老战友们对着遗像那一个个颤巍巍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