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警告 钱学森曾经留下了一句警告：“想要瓦解一个民族，只要抽掉男人的脊梁和血性，拿走女人的廉耻和善良，社会风气坏了，几代人也难以修复。” 那句警告，这些年在不少场合被人念起，孝文化讲座也爱引用，嘉祥孔子学堂、华夏孝文化学会、华夏孝文化嘉祥论坛组委会、华夏曾子孝道奖评委会，都把这几句话当醒木。 很多人听到会愣一下：一个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的科学家，怎么会说出这种带火药味的话。 说这话的，是一九一一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的钱学森，他活到九十八岁，看过太多风云，这样的人开口，一般不说空话。 按时间往回捋，他年轻时的路，也可以看成“脊梁”两个字的注解。 一九二九年，他进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一头扎进那些难啃的课程，一读五年，到一九三四年才毕业。别人嫌飞机场吵，他偏要去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盯着那一架架飞机起落，看金属外壳里的门道。 那会儿，出国留学是少数人的机会，他通过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被派到更远的地方。麻省理工学院的课堂不讲情面，航空工程的课压得人喘不过气，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他把硕士学位拿到手。紧接着又转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从一九三六年熬到一九三九年，扛下博士学位，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在那边做研究员，大半时间都泡在实验室。 这样的履历，放在任何国家，都足以被高薪和名望抬着走。 一九五五年，他掉头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国以后，头顶的帽子一顶接一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这些称呼落在身上，不是摆样子，是要天天顶着压力做事。 钱学森提“男人的脊梁和血性”，说的是责任感和担当。 真正的脊梁，不在嘴上，而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战火里敢上前，和平时顶得住诱惑，不逃不躲。 一个社会里的男人，如果只顾享受和退路，把责任当麻烦推来推去，整座楼就失了根，迟早要出事。 那句警告里又提“女人的廉耻和善良”。廉耻，是心里那条不肯踩过去的线，知道什么事做了会脸红；善良，是在日常小事里留一点柔软。看到别人落魄，不再补一脚，愿意伸一伸手。很多家庭的气氛由母亲定调，孩子学说话，学的不光是词句，还有对人对事的尺度。女人要是把没脸没皮当能耐，把伤人当幽默，把攀比当乐子，家里很快就只剩灰。 他对国家前途的忧心，不是到了晚年才冒出来的。一九五九年八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把科研和国家命运拴在一根绳子上。一九八六年三月到一九九八年三月，他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着党组成员、科技委员会主任。那个位置上，看得更多的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仪器，而是国家往哪儿走、怎么走，技术怎么安排，人才怎么培养，风气怎样带头。 国家对他的评价，写得很直白。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给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把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挂在他胸前。一个搞工程的人，被称作英雄，背后是几十年扛下来的重活。那些著作，《工程控制论》《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看上去冷冰冰，其实都是在琢磨一个问题：怎么让复杂的东西有章可循，怎么让一群人拧成一股绳。 也正因为习惯从系统角度看问题，他才会对“社会风气坏了，几代人也难以修复”这句话格外上心。导弹可以在几年内追上，工厂可以在几十年里建起来，人心的裂缝却没法一夜抹平。 风气坏一截，看不出立刻的伤口，只是过了十年二十年，民众的眼神开始躲闪，面对不公麻木，见到不义沉默，不愿多说一句“不对”。 钱学森的一生，从一九一一年到二〇〇九年，横跨了动荡、重建、发展多个阶段。 他在美国校园里待过，在加州实验室里忙过，在北京的会议室里熬过夜，也在静下来的时候，琢磨一个民族该靠什么站得住脚。技术固然重要，工厂、火箭、卫星都要上马，可一旦把“脊梁”和“廉耻”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弄丢了，再亮堂的城市灯光，也照不出踏实感。 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在北京离世。 那句警告没有跟着一起埋进黄土，在之后的日子里被反复翻出来。每逢社会上出现一些扎眼的新闻，有人会想起他那段话，心里会隐隐一紧，也会多看几眼身边的人和事。 这份紧绷感，不全是悲观。一个民族要走多远，不光看天上飞多高，更得看地上人心能不能挺直，在该脸红的时候还红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