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玲：‘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烧成灰让火葬场随便处理了，如果火葬场不接就扔垃圾桶’。 这句话听着太狠了。若是出自一位看破红尘的隐士之口，或许只是一句狂言。但说这话的人是李玲，是那个1961年出生、拿着美国终身教职却在‘非典’时期逆行回国的李玲。 她是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是北京大学的顶尖学者。” 李玲教授这么说，可不是因为心狠，而是看透了生死。她长期研究卫生经济学，走遍了全国做医改调研。她亲眼见过，有些家庭老人看病已经花了很多钱，去世后一场葬礼又让家里人背上新债。她觉得，人走了不该再成为活人的负担。 她这个想法，也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现在一个普通墓地就要好几万，每年还得交管理费，办丧事更像一场劳心伤财的“面子工程”。咱们国家土地资源紧张，老龄化也越来越严重，这种传统丧葬方式确实值得大家重新想一想。 李玲教授自己选择“不留痕迹”地离开，和她一贯的主张是一致的。她研究医改，核心就是主张医疗卫生是公益事业，不能当成买卖。她认为，社会资源应该用在刀刃上，比如用在“防病”而不是“治病”上。她最近还提出，未来应该发展一个融合了医疗、养老、健康食品和智能技术的新型大健康产业。 当然，每个人对亲人的情感和纪念方式都不同。李玲教授这个极端的选择，不是要让大家都照做，而是提供了一个极端案例来让我们思考：我们是不是被一些不必要的习俗和面子绑得太累了？对逝者最好的纪念，究竟是在他们身后大操大办，还是在他们在世时好好陪伴？ 李玲教授这话说得虽然直接，但道理很实在。她是从一个研究国家医疗体系专家的角度，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老病死的真实压力。她的选择，是把“不给别人添麻烦”做到了极致。这和她当年放弃美国教职回国参与医改，骨子里是一回事，就是一份强烈的公共责任感。咱们不必都学她，但可以学她这份实在和通透：把更多的心力和财力，用在珍惜眼前活着的日子和身边的人上，这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