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韩钧，要用3个团，去打日军佐佐木勋小组。众人疑惑：对方百来人，3个团人多了。韩钧瞪大眼，说：我要给副司令员报仇。 ​那年3月，晋绥八分区。 ​​敌工科科长段世楷冲进司令部，鞋都没站稳，就喊：“司令员！找到佐佐木勋了！就在石沙庄附近，一百二十来号人！” ​韩钧“腾”地站起来，一巴掌拍在桌上：“4团、5团、6团，全给我拉上去！” ​段世楷傻眼了：“就一百多个鬼子……用三个团？是不是太狠了？” ​韩钧眼一瞪，声音发抖：“刘德明副司令员的仇，咱们等了整整两个月！” 没人敢再多说一个字，因为所有人都记得，两个月前那个飘着雪的清晨有多刺骨。刘德明副司令员带着警卫排掩护群众转移，偏偏撞上佐佐木勋的特务小队，对方不讲任何战场规矩，借着浓雾偷袭，把突围的乡亲们逼进了山坳。副司令员为了让老百姓先撤，硬是带着十几个人顶住日军的火力，最后子弹打光了，握着刺刀和鬼子肉搏，直到被佐佐木勋亲自用军刀刺穿胸膛，眼睛都没闭上。 韩钧当时正在邻县统筹粮草，接到消息时，手里的米袋子“哗啦”掉在地上。他连夜赶回来，在副司令员牺牲的地方，捡起了那把断裂的刺刀，刀刃上还挂着暗红的血痂。这两个月，他表面上忙着部署反“扫荡”，夜里却总对着地图上石沙庄的位置发呆，手指磨得地图都起了毛。谁都知道，佐佐木勋的小队是日军的“尖刀”，专搞突袭暗杀，行踪诡秘得很，能找到他们的踪迹，简直是老天爷开眼。 三个团的战士们听说要打佐佐木勋，没人觉得兵力过剩。4团的老兵李铁柱磨着枪膛，嘴里念叨着“副司令员教我打的枪，今天就得用这枪讨回来”；5团的卫生员小王，把仅有的两包止血粉揣在怀里，跟着大部队连夜急行军，脚底板磨出了水泡也不肯掉队。韩钧站在山头上，看着漫山遍野的队伍，声音不再发抖，却带着千钧重量：“不是咱们人多欺负人少，是这血债，必须用最狠的方式还！” 佐佐木勋压根没料到，自己不过是临时在石沙庄休整，会引来八路军三个团的围攻。战斗打响时，日军还在生火做饭，炊烟没散，枪声就炸响了。韩钧亲自指挥，三个团像三把钳子，死死咬住日军的阵地，不留任何突围的缝隙。鬼子的掷弹筒刚架起来，就被4团的迫击炮掀了盖子；想钻林子逃窜，又撞上5团早已布好的埋伏。 这场仗打得异常惨烈，八路军战士抱着“要么报仇，要么同归于尽”的心思，冲锋号没停过。韩钧在前线督战，帽子被流弹打飞了也浑然不觉，手里的望远镜死死盯着日军指挥所的方向。当6团战士把佐佐木勋的尸体抬到他面前时，韩钧蹲下身，从死者腰间拽出那把沾满鲜血的军刀，“哐当”一声扔在地上：“刘副司令，你的仇，报了！” 有人说韩钧此举“小题大做”，百来个鬼子不值得兴师动众。可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懂，八路军的战友情，是扛着枪一起过雪山草地的生死之交，是饿着肚子也要把干粮分给对方的袍泽之谊。韩钧用三个团的兵力，打的不只是一场复仇战，更是告诉侵略者：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每一个都金贵，伤我一人，必屠你满队！这不是鲁莽，是绝境中撑起的民族骨气，是用鲜血写就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