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帮老同学做过一台手术，术后对方却反手举报了他，父亲因此被降职。半年后，那位同学病情复发，再次找到父亲求助，父亲看着他，只冷冷说了句，你的病我真的治不了。 我当时就在诊室外面擦医用推车，听见这话，手里的消毒湿巾“啪嗒”掉在地上。空调外机在墙根轰隆隆震，混着走廊里病人的咳嗽声，我只觉得太阳穴突突跳。 其实前一天晚上，我起夜看见书房亮着灯，父亲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的正是那位同学的复查片子，红笔圈了好几个阴影部位，旁边还压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写满了用药的注意事项，字里行间都是他惯有的工整。 那天同学在诊室门口蹲了快半小时，哭着说愿意公开道歉，愿意赔偿所有损失。父亲盯着电脑屏幕的挂号信息，手指在鼠标上悬了半天，突然就走神了——想起小时候跟同学在村头田埂偷西瓜，被看瓜的老头追了二里地，最后两人躲在麦秸垛里，啃着半块摔破的西瓜笑到直不起腰。 也就两三秒的功夫，他又拿起了下一个病人的病历本，清了清嗓子喊了号。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第二天一早就托了北京的老战友，把那堆熬夜整理的分析资料发了过去，还特意交代，别提他的名字。同学后来在外地治好了，回来给医院送了锦旗，落款只写了“患者家属”，没敢再来找父亲。 有次周末陪父亲去菜场，他蹲在摊位前挑青菜，我趁他心情好问起这事，他把挑好的青菜往袋子里一丢，说：“不是治不了，是得让他自己摸着良心过这道坎。”风刮过来，把他头顶的白头发吹得乱翘，我突然就没再问了。 你说，要是换成你站在父亲那个位置，会做出跟他一样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