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许世友找刘伯承报到，刘伯承给他安排了一个副旅长的职务，曾当过军长的许世友忿忿不平，便向老首长徐向前求助，徐向前笑着对刘伯承说：“你没告诉他旅长是谁？”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胶着阶段，八路军129师面临部队扩编压力，所有干部职务普遍下调，以适应国共合作框架。许世友接到任命后，对副旅长职位产生抵触，因为他以往指挥过更大规模部队，觉得不符合个人战功。类似不满在红军改编中屡见不鲜，许多老干部需从军长降到师旅级。刘伯承作为师长，尝试说服许世友，但未果，转而求助徐向前。徐向前指出告知旅长人选的重要性，许世友得知陈赓任旅长后，态度转变，立即报到。这种化解方式体现了军中人际网络的作用，避免了内部分裂。 许世友与陈赓的合作源于1930年代早期战役，黄安战斗中，两人分工明确，许世友执行突击任务，陈赓负责整体调度，最终取得胜利。这种默契在抗日时期延续到386旅，许世友担任副职后，参与指挥多场战斗，提升部队效能。129师在晋东南开辟根据地，依托太行山地形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补给线。许世友的加入加强了386旅的攻坚能力，与陈赓的分工让部队在平原与山区均有作为。抗日统一战线要求部队统一番号，红军主力缩编为三个师，这种背景下职务调整成为常态。 神头岭伏击战发生在1938年3月，386旅利用地形设伏，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这场战斗展示了许世友与陈赓的协作效果，前者负责正面阻击，后者组织侧翼包抄。类似战术在后续作战中反复运用，如诱敌深入后围歼。386旅成为日军重点针对对象，甚至出现专门口号，但这也证明了其战斗力。部队士兵多来自红军老区，适应艰苦条件，维持高士气。许世友在副职位置上发挥了实战经验，协助训练新兵，提升整体素质。 香城固战斗于1939年2月展开，386旅采用诱敌与主攻结合方式，歼灭日军200余人，生俘部分官兵，缴获炮械。这次胜利在平原地区树立了游击战范例，影响周边抗日力量。许世友参与堵截退路，确保敌军无逃脱机会。陈赓的谋划强调情报先行，避免硬拼消耗。129师整体在太行山区扩大影响，协调地方武装，形成抗日网络。刘伯承领导下，师部注重后勤保障，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徐向前则负责冀鲁豫地区扩展，分散日军压力。 1940年秋季，许世友调往山东抗日根据地，离开386旅前，陈赓赠送怀表作为纪念，强调指挥需注重策略。许世友在新岗位继续指挥作战，参与开辟鲁中区，打击日伪军。陈赓留在129师，指挥部队应对日军扫荡。刘伯承领导129师逐步壮大，成为华北抗日主力。徐向前率部进入平原地带，建立据点，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将领的贡献体现在部队扩充与战场胜利上，影响了战争进程。 许世友后期生涯中，继续在解放战争中担任要职，指挥渡江战役等行动，积累更多战绩。刘伯承在西南地区指挥作战，解放成都等地。徐向前参与西北战场，指挥兰州战役。陈赓则在华南指挥部队，推进解放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均获得高级军衔，许世友任上将，刘伯承、徐向前、陈赓亦同。他们的经历体现了从革命初期到建国后的连续性，许多决策源于早期合作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世友参与东北战场，指挥部队攻克城市。刘伯承率部进入中原，展开战略反攻。徐向前在华北指挥作战，巩固根据地。陈赓则转战南方，参与渡江准备。这些行动推动了全国解放进程，部队规模从抗日时期数万扩展到百万。军中强调集体领导，避免个人英雄主义，职务调整成为常态化管理方式。 解放战争后期，许世友指挥山东部队，参与淮海战役外围作战。刘伯承领导第二野战军，南下追击国民党残部。徐向前率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地区。陈赓指挥兵团，攻占广州等地。他们的协作反映出早期红军时期的默契，影响了战争结局。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参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训练新一代军官。 许世友于1985年逝世，刘伯承于1986年逝世，徐向前于1990年逝世，陈赓于1961年逝世。他们的贡献记录在军史档案中，许多战役成为后世研究对象。部队改编时期的经历，如许世友职务调整，体现了适应大局的必要性，在军中流传作为教育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