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央决定把广西省会设在南宁，省委书记张云逸却抱怨：“去北京开会，得绕道柳州，很不方便，不如把省会搬到柳州！” 张云逸生于1892年8月10日，出身海南文昌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早年接受基础教育后投身军旅。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次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反清运动。1911年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之后投入护国战争和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师参谋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南宁兵变，进入右江地区组织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军长。长征期间指挥部队突围，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副军长，负责后勤保障。解放战争中参与华东战役，1949年底率队南下广西，任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领导当地工作至1974年11月19日逝世。他的革命生涯跨越多个时期，积累了丰富军事和行政经验，这些经历塑造了他对地方发展的务实看法。 广西省会选址问题源于1949年底解放后面临的现实需求，当时候选城市包括桂林、柳州和南宁。桂林自秦代设桂林郡以来便是广西政治文化中心，具备现成基础设施，便于快速办公，但位置偏北，喀斯特地貌限制城市扩张，无法有效带动中南部地区。柳州作为工业基地，地理居中，湘桂铁路通达，经济活力强，适合辐射全省。南宁工业基础薄弱，仅有少量小厂，交通依赖柳州中转，匪患频仍，国民党残余势力活跃。这些对比让柳州显得更具优势，中央部分领导初倾向于此，但最终定为南宁。张云逸对这一决定表达不满，指出从南宁去北京需绕道柳州，影响效率，建议迁至柳州以提升便利性。 张云逸的抱怨反映了当时广西交通网络的局限性，湘桂铁路仅至柳州，南宁无直达线路，外出依赖转车，这增加了行政成本。匪患问题加剧了南宁的挑战，国民党桂系残部与地主武装在周边山区活动，建立伪政权，威胁地方稳定。剿匪行动中，部队需投入大量资源，徐汉林等战士在作战中牺牲。中央决定南宁的依据在于其战略位置，靠近北部湾和中越边境，便于巩固边防。南宁地处平原，便于未来城市建设，尽管当时基础差，但潜力大。张云逸作为省委书记，需执行这一决定，同时处理本地事务，他的意见虽未采纳，却体现了基层领导对实际问题的关注。 1950年中央正式确定南宁为省会后，广西开始相应调整，省委班子迁入南宁办公。张云逸组织落实工作，协调资源分配。尽管交通不便，他仍需频繁北上开会，绕行柳州成为常态。这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设施的薄弱，铁路建设滞后于行政需求。匪患治理成为当务之急，中央调派陶铸协助，借鉴广东经验开展剿匪。1951年张云逸在北京会议上再次提出南宁问题，强调匪患与交通的双重压力。中央回应通过修建铁路和开通航班缓解出行难题，南宁至北京和广州航线获批。这些措施逐步改善了条件，但初期执行面临资源短缺。 南宁选址的战略意义在于面向东南亚，中国作为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份，南宁成为关键支点。这不同于柳州的省内中心定位，南宁更注重国家边疆稳定和国际联系。广西多民族聚居，桂南桂西少数民族众多，南宁辐射这些区域，促进经济和团结。中央视野超越一省，类似首都北京不在地理中心，却服务全国大局。1958年南宁会议上，刘建勋和韦国清重提迁省会至柳州，理由是柳州工业基础增强，一五计划后经济优势明显。中央用北京比喻回应，强调整体布局，避免狭隘视角。这些讨论推动广西发展规划更趋成熟。 张云逸继续领导广西建设，注重工业和农业平衡，推广地方经验。南宁逐步扩建，平原地势利于基础设施铺设，城市规模扩大。剿匪结束后，社会稳定为经济腾出空间，铁路延伸至南宁，交通瓶颈缓解。广西作为边疆省份，边防巩固成为重点，南宁位置便利军事部署。民族政策实施中，南宁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这些变化验证了中央决定的长远价值，尽管初期争议存在。张云逸的生涯以行政贡献结束，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