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周有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要说起汉字拼音，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周有光就被称作汉字拼音之父。 1906年，周有光出生在江苏常州的秀才家庭。 父亲周保贻是个有意思的人，自己读着四书五经，却坚持把儿子送进新式学堂。 1918年，12岁的周有光第一次接触到注音字母，那些横折竖钩的符号让他觉得新奇，谁也想不到这会成为他晚年的事业起点。 苏州东吴大学附中的课堂上，新旧思潮在这里碰撞，就像那个年代的中国一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方向。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周有光学的是经济，却在图书馆里迷上了语言文字。 1933年，他和张允和结婚，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35岁，夫妻俩听了只是笑笑。 抗战爆发后，一家人从上海逃到四川，女儿在途中夭折，儿子身中流弹，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 1945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经济，在校园里偶遇爱因斯坦，两人站在草坪上聊世界和平，那个场景后来被他写进回忆录里。 50岁那年，周有光的人生拐了个大弯。 周恩来总理找到他，让他参与文字改革工作。 当时他还在银行上班，对语言学只是业余爱好。 本来想婉拒，但看到全国80%的文盲率数据，他答应了。 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拼音方案，瞿秋白的拉丁化新文字、各地的方言注音，他带着团队一个个比对，最后提出国际化、音素化、标准音三原则。 那些日子，家里的台灯常常亮到深夜，妻子张允和帮他整理资料，两人一杯红茶喝到凉透。 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汉语拼音方案那天，周有光坐在会场最后一排。 看着代表们举手表决，他想起20年前逃亡路上教孩子认字的场景。 这个用26个字母搭建的拼音体系，后来成了联合国推荐的中文标准。 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指着书架上的《世界文字发展史》说，不过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罢了。 下放宁夏时，他在牛棚里还坚持看书，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 和张允和的70年婚姻，是周有光人生另一笔财富。 两人每天写八行信，即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张允和去世后，周有光把信都收在铁盒子里，每天早上还是会泡两杯红茶。 106岁那年，他出版《朝闻道集》，书里说人生就是一朵浪花，要趁势而上。 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卒然临之而不惊，这或许就是他走过百年风雨的秘诀。 晚年的周有光依然保持着读书习惯，阳光好的下午，他会坐在窗边看报，放大镜在报纸上慢慢移动。 书桌上那盏用了几十年的台灯，灯罩有些泛黄，却总能照亮书页上的文字。 这种把学术理想融入时代需求的坚持，让每个用拼音打字的现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延续着他的智慧。 就像他常说的，做学问要像拼图，一块一块慢慢拼，总能看到完整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