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国军师长黄振涛劝吉星文起义，吉星文说：“我是不会参与的，但老兄大可放心，出卖朋友的事我也不会干的。” 那天独立三六〇师师部里异常安静。吉星文放下报告，看着对面的老同窗，只说了句后来被无数次提起的话：我不会参与，但我也不会出卖朋友。屋里再无人开口，窗外只有几声马嘶。这一句话，把众人的心压沉，也把两个人的命运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几天前，黄振涛还在自己的师部为生存发愁。第九十六军第一四一师粮草断了十来天，弹药只剩平日的一成，士兵上山挖野菜、啃树皮，连变味的红薯皮都成了口粮。 长江防线溃败后，残余部队退到福建，局势已无回旋余地。这个不到三千人的师，本是战场上拼凑的残部，枪少兵乱，所谓坚守，只是在等死。 几个营长在会上直说要与解放军接头，趁还能动时谋条活路。黄振涛明白，这一步跨出去叫起义，走错了就是叛变，一旦泄密，军统特务会先对准自己。 他那晚独自对着地图坐到天亮，红笔画出的防线越看越像一条收紧的绳子。最后，他想到旁边的独立三六〇师，想到那个在卢沟桥夜战中成名的同学吉星文。 吉星文出身西北军，以军纪严、性子硬出名。抗战多年，他在前线南北奔走，在许多人眼里是把命押在军旗上的人。此时他掌着东南沿海仅存的一支机动部队，是上峰眼里的硬骨头。 第二天一早，黄振涛带着两名警卫沿着永泰山路赶往三六〇师。途经被炸毁的补给站，他看见翻倒的辎重车，麻袋上的字样提醒他，那批粮弹原本是给吉星文的。午后，他走进师部小院，屋里光线昏暗，吉星文正对着一叠报告皱眉。 寒暄之后，黄振涛开门见山，把一四一师的困境说清，又取出营以上军官签名的密信放在桌上，表示愿意率部起义，并希望两师联合行动。他没有多言，只在最后提到，士兵已经卖掉脚上的鞋换粮，有人饿死在岗哨上。 吉星文沉默了很久。他想到的是这些年从抗战到内战的奔波，还有年轻时对军旗发下的誓言。等到他终于开口，那句我不会参与，但我也不会出卖朋友，既是拒绝，也是保证不会把这封信送到上级案头。 黄振涛离开师部时，天已向晚，两个人已经选好了各自要走的路。 之后的故事顺着不同的方向展开。黄振涛回到永泰，通过当地商会与解放军联络，本来约好在八月下旬交接防务，可师部有人告密，起义被迫提前。 八月二十一日拂晓，城里枪声四起，有的团长被扣押，有的带兵逃跑，一部分官兵放下武器，也有人在巷战中倒下。后来有回忆说一四一师整体编入解放军，也有档案记下残部被围歼，结局在不同叙述中出现分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想给兄弟们谋一条活路。 独立三六〇师很快被调往漳州整训，随后又随大队人马撤往台湾。几次整编下来，部队被拆得支离破碎，吉星文从手握兵权的师长，变成带着虚衔四处听课的老将，却始终被当作抗日名将挂在那儿。 直到金门前线需要人镇场，他才再一次走到火线，巡视滩头工事，把心思都压在那一线海岸。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傍晚，他坐着吉普车赶往指挥所，突如其来的炮火撕开车顶，带走了他的生命。海峡另一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改造的黄振涛听到消息，只是沉默。 一个选择起义，把赌注押在新政权上，一个选择坚守，把自己交给旧誓言。人们后来常常重复那句我不会参与，但我也不会出卖朋友，它听上去平静，其实藏着战败之际最残酷的提问，当大厦将倾时，军人该把忠诚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