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日寇对我国的文化侵略

小鬼子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欺压、霸凌我族，而且还企图在文化上消灭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咱们就开个专场，聊聊这由来。

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操办汉文报刊，对中国进行谣言惑众的侵略性宣传，由来已久。早在190年《顺天时报》就无视中国主权，造谣生事、以搅乱中国为乐事者。稍后，日本几家大的新闻机构也陆续在中国设立了“支局”，其中不少新闻机构压制中国人民的排日抗日舆论、制造亲日舆论。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整个东北，“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日本各新闻通信社也纷纷尾随而入。他们凭借武力，扫荡、毁坏或占领了中国原有的新闻通讯机构及报馆，建立起日本自己的通讯社、报社和杂志社，并扶植和操控汉奸傀儡政权的宣传媒体，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奴化统治制造舆论。

一、利用新闻报刊下手

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办报，对中国进行谣言惑众的侵略性宣传，由来已久。早在1901年，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中岛真雄，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逃亡西安之际，没有经过中国方面的许可，而“断然”创刊汉文报纸《顺天时报》。从此，该报一办就是30年。期间，1905年，中岛真雄将《顺天时报》交与日本驻华公使馆，该报有了日本官方的保护，更加无视中国主权，肆无忌惮。因那时清政府严格控制新闻报纸，致使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太少，《顺天时报》乘虚而入，靠着其经济实力和宣传手腕，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发行量最多时超过两万份，它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内政外交说三道四，造谣生事，混淆视听，欺骗中国民众，以搅乱中国为乐事，造成了恶劣影响。

连对日本历来并无太大恶感的周作人（启明）都看不下去。周氏在1927年8月发表的《再是顺天时报》（《语丝》第146期）一文中写道：日本汉文报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我从前特地订阅，看看他们在那里怎样地胡说，有时候也找到点材料批评几句，可是近来真有点看不下去了。他除了做本国军阀政府的机关之外，又兼代中国的各反动势力鼓吹宣传，现在已成为某派的半官报。我本来也还不至于这样无定见，看了他的宣传便会感化，渐渐地变成三小子，但拿钱去买这样东西来看，天天读了要不舒服，生气，那是何苦呢？所以我决定不再看《顺天时报》这个天下最恶劣的东西了。日本汉文报之胡闹已是有目共见的事实，只要不是媚外的政府，就应该依法取缔的，不必等我们来引经据典地揭发它的恶迹。虽然不看《顺天时报》了，我相信它如活着决不会改变，一定还是继续捣乱下去。我在这里无妨武断地说一句，我们也应该继续反对这侵略捣乱中国的日本汉文报，不必再去找寻新的证据，因为它的过去的恶事已经尽够了。

40年代初，任白涛先生在题为《日本对华宣传政策》的小册子（商务印书馆）中也写道：“讲起日帝国主义者在华创办的‘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伪华报，那最大胆、最无耻、最‘露出原形’的，便是一九零一年创刊， 在中国舆论界整整捣乱了三十年方才归于消灭的《顺天时报》。”

除了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外，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地区操办汉文报纸历史最为悠久，规模也很大，这当然是与日本对这块土地的念想密切相关。早在日俄战争前，日本人就在营口创办了日文报纸《营口新闻》，这是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最早的报纸。

在大连，日俄战争后的1905年和1906年，日本先后办起了《辽东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两家日文报纸；1908年10月，金子平吉创办了汉文报纸《泰东日报》，该报是日本在我国东北操办的最早的汉文报纸，出版时间长，影响颇大。1908年11月，以满铁为背景的英文报纸《满洲每日新闻》在大连创刊，成为向欧美人宣传日本和满铁的重要媒体，此后又有《大连经济日报》（日文，1917）、《关东报》（1919）、《满洲报》（1922）等出刊。

在奉天，1906年《顺天时报》的始作俑者中岛真雄又跑来创办《盛京时报》，该报一直办到日本战败前的1944年9月，历时38年，是那时为止沈阳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此外在沈阳的日文报纸还有《奉天每日新闻》（1907）、《大陆日日新闻》（1912）、《奉天新闻》（1924）等。在长春，有1909年创刊的日文报《北满日报》、1914年创刊的《长春商业时报》、1920年创刊的《长春实业新闻》、《长春日日新闻》等。截至到1927年的统计，日本在我国东北创办的报纸已有70多家。这些报纸常常谣言生事，有损中国主权，而引起与我方军政当局的摩擦。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人的全面军事占领，上述这些日本人办的汉文报自然就成了日本军国政府的喉舌，而且新的报纸、特别是新的汉文报纸又有增加。同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办的报纸实行打压封杀。“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东三省民报》、《新民晚报》等报馆， 并将各报负责人关在“满铁”的一座小楼里，要他们保证今后不再发表排日抗日言论，否则将予取缔。

同时，日本人对关内的报纸，实施严厉封锁，私自拥有和阅读关内报纸者，轻则毒打拘押，重则逮捕处刑。例如在沈阳，规定推销内地报纸者，处八年以上徒刑。在高压之下，平津等关内报纸几乎绝迹。民众对于外界消息，完全隔绝，一任日本报纸蒙蔽。

据1931年9月29日《中央日报》沈阳特讯报道说：

“日军占据沈阳后，对于电报、电话、无线电，均加封锁；一律禁止国内各省报纸之输入，仅由《泰东》、《盛京》、《满洲》各华文日报片面之宣传而已。原有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则被日军扫荡殆尽，如沈阳的《民众报》、《新民晚报》、《东三省民报》、《沈阳市报》均被日军捣毁无遗。而《东三省公报》及《醒时报》，暂时勉强维持的报纸，处在日人淫威之下噤若寒蝉，实际丧失了作为中国人主权报刊的功能。”日本人的这些报纸的主调是极力为自己侵略“满洲”寻找根据，将侵略行为正当化，说什么日本占领满洲连“国际联盟”也承认其正当合法啦，张作霖等中国东北军阀如何暴虐啦，而日本人又是如何受到东北民众的欢迎啦，如此之类。伪满洲国成立后，傀儡政权在日本军队的授意支持下，为彻底控制新闻舆论，推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东北原有报纸30余处，以长春、哈尔滨为最多，经严查后仅剩十几家，余者均被迫停刊；如哈尔滨有报社11家，仅剩3家；吉江省共5家，仅剩2家，长春7、8家，仅剩2家；沈阳12家，仅剩3家。其他各报只有服从日伪宣传需要，才能生存。同时，傀儡政权又陆续创办了《大同报》（1943年改名为《康得新闻》）、《大日日报》和《小公报》等报纸，强迫民众订阅。

为了对报业实行高度垄断，日本及其伪满傀儡政权1932年11月公布了《出版法》，将所有报纸的出版编辑人员都牢牢掌控起来。日本人还提出了“一个国家只要一个通信社”的政策，于1932年12月成立“满洲国通信社”（简称“国通”）。这个“国通”在资产、信息、人员、管理等方面都依赖于日本的通信社，有关政治、国际时事的消息，一律来源于日本的“同盟社”和“共同社”，别无其他途径。实际上“国通”不过是日本国内通信社的一个分社而已。

1936年9月，伪满又成立了一个由日本人操纵的将新闻报道、言论与经营三者统一起来的“满洲弘报协会”，由此，东北沦陷区的报刊舆论完全彻底地日本化了。这些报纸舆论大肆宣传“大东亚战争”，宣扬日本侵华的合理性，污蔑咒骂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兜售“满洲建国”、“日满一德一心”、“五族谐和”、“王道乐土大满洲国”、“满洲国是现世乐园”等奴化思想，处心积虑地制造歌舞升平的气氛，以冲淡日本侵略的血腥气和硝烟味儿。还大肆渲染日军在中国前线的“辉煌战果”，对欧洲战场的战况也专做有利于日本的歪曲报道。

二、日本新闻通信社的大举侵入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的全面侵华，在文化领域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日本新闻通信社的大举侵入。日本在华创办最早的通信社是“东方通信社”（1917～1919）。七七事变前日本几家大的新闻机构已在中国设立了”支局”，如同盟通信社、朝日新闻社等。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等内地广大地区，依靠武力，扫荡中国原有的新闻通讯机构，建立日本自己的新闻通讯社。接着，日本国内的各家通信社乃至在朝鲜、台湾和“满洲”的傀儡政权的通信社，都蜂拥而入。

据日本“东亚研究所”编的《日本在支文化事业》（1940年）中列表记载， 日本在华新闻社及其布局情况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到1940年为止，日本在中国（不含东北三省）的通信社（包括各大通信社的支局和各大报社的支局）约80余家。其中，七七事变前就在中国立足的有20多家，约占1/4。这些通信社几乎遍布中国南北各大城市，日本国内对中国的了解，不用说大部分要依赖于这些通信社的报道。只要看看日本从19世纪末开始是怎样一步步地由慕华、到蔑华、到仇华，再到侵华，就可以知道日本在中国的新闻媒体起了何种作用。

要问七七事变前日本的通信社何以在中国立足、并从事文化侵略活动呢？对此，任白涛先生曾在《日本对华宣传政策》（商务印书馆1941）中分析了日本通信社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

他认为：这些“通信社”，所以能够在中国横行无忌的最大的理由：

第一是中国自己没有能够代表一国的强有力的通信社。照现代的规例：甲国的通信社要想往乙国发稿，必须由乙国的国家的通信社经手代发；乙国对甲国也是这样的：即如英之路透，美之联合，这两大资本帝国主义国的通信社，不但不能直接往对方的本国各报发稿，就连对方的殖民地也是不能直接的。在“国家”这个墙壁还没有拆除的时代，这本是正当的办法……

第二是中国政治领袖常好压迫自国的新闻通信机关，而绝不敢干涉外人所设立的新闻通信机关，尤其是日帝国主义者的御用通信社，是以他们的政府为后盾，凭借不平等条约之庇护，利用中国广大的天空，随便发报，正和他们使用兵舰、商船，在中国的江海任意通航，完全一样。

第三是当时中国报馆的“编辑”们缺乏——或者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新闻学识：本来通信社的稿件，无论函电，都只能做新闻材料之一种或一项；主持编辑者收受之后，不但应严格审查，加以取舍，若是接近本事，且须派员访查，借以证明时间的虚实和发展的程度。中国的报馆，既没有通新闻学的编辑，更没有组织完备的编辑部，因之对外来稿件，大多以“牛羊何择”的手段而把它“粘”辑——决不算“编辑”——起来，发给“手民”去排，就算完事。没有新闻学识，当然不会明白国际宣传怎样能够影响于外交，——即某种的宣传会在某种外交上引起某种的作用。否则，何至于连[日本污蔑中国人]那么“ 不义不德不要脸”的宣传电讯，也居然照样登出，并且竟把这种卑劣文句，特别排成大字呢？

第四是这些“通信社”，善于“利用心理，操纵群流，谋划架弄之处，不一而足”……

第五是中国——特别是北洋军阀专政时代——的外交和交通当局不知道取缔的办法或是甘心媚外；比如青岛的电报局，对于“日方种种对我不利的宣传，并不照万国电报通例，取缔危及国家的不确新闻，并且检查簿上还写着‘日文电报无需检查’的可恨字样”……

关于上述事实的例证，实在举不胜举。要而言之，从过去到现在，中国真真是吃了这些“通信社”的宣传政策的亏了……

七七事变前况且如此，事变后就可想而知了。上表中所列的3/4的通信社，都是七七事变后由日本全面侵华尾随而至的。

在信息化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今天，一个开放的主权国家欢迎尊重其主权与法律的外国通讯社常驻并从事正常的新闻活动，是十分正常和必要的。这当然不属于什么文化侵略或新闻侵略。但当年随着军事上的大举入侵而蜂拥而入的日本通信社，决不可与此同日而语。

首先他们并非合法地进入中国，而是“侵入”中国；而作为“入侵者”者或“闯入者”的这些通信社，当然也决不会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法律， 其新闻报道活动也决非客观公正真实，而是以协力侵华国策、美化战争为能事。歪曲中国现实，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对他们而言是自然和必然的本能。

三、日本人在华操办的报刊种种

新闻通信社的设立，与报刊的发行往往是连为一体的。最初，随着在华日本人增多，创办日文报纸成为他们的一种需要，自然也是所谓“在支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日本人在华办的最早的日文报纸是1903年开始出刊的《上海日报》，接着是1910年在天津的《天津日报》，1913年在北京的《新支那》，1914年在上海的《上海日日新闻》，1916年在青岛的《青岛新报》，1917年在济南出刊的《山东新报》，1918年在上海出刊的《上海每日新闻》，1919年在天津出刊的《京津日日新闻》，1921年在天津出版《天津经济新报》，1924年在广州的《广东新闻》，1926年在青岛的《山东通讯》，1928年在青岛的《山东每日新闻》等。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日文报纸大有增加，规模较大的如在北京的《东亚新报》（1939）、在上海的《大陆新报》（1939）等十几家。报纸之外，日本人还在中国操办发行了多种杂志，如北京的《周刊新支那》（藤原镰兄创办，1912～1918）、《北京周报》（1922～1930），在上海的《上海月刊》（1913年创刊，曾一度称为《上海周报》）、《经济日本》（1926 年创刊）、《上海时论》（1927年创刊）、《中支经济资料》（月刊，1924）、“满铁上海事务所”办的《满铁支那杂志》（1929）等，在天津的《北支那》（1933）等。

七七事变后，特别是1938年至1939年间，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日文杂志又明显增多，主要有：在天津的“支那问题研究所”办的《支那经济旬报》（1937年12月）、《支那经济月报》（1938年11月）、《支那物价周报》（1938年2月），在北京的《艺术社会》（月刊，1939年7月），在青岛的《青岛公报》（旬刊）和《周刊青岛》，在上海的《扬子江》（1938 年5月）和《兴亚研究月刊》（1939年9月）等，其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艺等各方面。这些日文刊物并非一概都是以文化侵略为目的的刊物，其中个别刊物——如1922年创刊的《北京周报》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曾受到当时中国文化界的肯定，但这样的刊物毋宁说只是少有的例外。

日文的报刊，主要读者群是日本人特别是在华日本人，因此，它还不是日本对中国实施文化与新闻侵略的主要手段。而日本人在中国操办的各种汉语报纸，情况则大有不同。

现综合日本东亚研究所《日本在支文化事业》和任白涛《日本对华宣传政策》等文献中的材料，将日本在中国（不含东北地区）所操办的报纸情况，如下：

以上所列报纸，基本可以断定纯为日本人所操办的报纸。但在沦陷区， 汉奸的报纸与日本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便于奴化宣传，日本人的报纸却常常以汉奸政权或组织的名义出刊，所以日本人的报纸与汉奸报纸无法截然区分。

上表未列入的汉奸报刊还有很多，如东北傀儡政权的《大同日报》、《大日日报》、《满洲日报》和《小公报》等；南京的《中华日报》，《南京新报》、《实业新报》、《南京民报》等；上海的《和平报》、《新华报》、《春生新报》、《生活日报》、《新申日报》、《大中日报》、《红旗报》、《新中华》、《国民日报》等；北京的《北平实报》、《小实报》、《实言报》、《益世报》、《时言报》、《立言报》、《民众报》、《新北京报》、《北京报》、《实事白话报》、《实报》、《世界日报》、《华北新晨报》、《华言报》、《华兴报》、《新兴报》等；天津的《国强报》、《新天津报》、《大北报》、《救国日报》、《新华报》、《天声报》、《天津时报》、《大亚洲报》等；此外还有杭州的《新浙江日报》，苏州的《江南日报》、《苏州日本》、《苏州晚报》，常州的《常州新闻》， 镇江的《新镇报》，太仓的《太仓新报》、南昌的《南昌民报》等。

小山荣三在《战争宣传论》（1942）一书中，曾列举了七七事变后所谓“中支”地区及以长江三角洲一带为中心的日伪报纸种种，他写道：现在前线正在发行阵中报纸，例如光在中支地区就有我军乃至新政府主办发行的华文报纸，包括《南京新报》、《新镇报》（镇江）、《新丹阳新报》（丹阳）、《句容更生报》、《大江北新报》（扬州）、《芜湖新报》、《新金坛日报》（金坛）、《与报》（安庆）、《蚌埠新报》、《新申报》（上海）、《江北新报》（南通）、《新皋报》（如皋）、《新松江报》（松江）、《嘉定新报》、《新崇明报》（崇明）、《杭州新报》、《新日兴报》（嘉兴）、《湖州新报》、《海宁更生日报》、《平湖日报》、《苏州新报》、《大仓新报》、《虞报》（常熟）、《新锡日报》、《新昆山日报》（昆山）、《武进日报》（常州）、《新江阴日报》（江阴）、《江南日报》（苏州）等。

更有汪精卫的新政府成立以来，在“ 和平建国、反共兴亚”的大旗下，和蒋政权展开了猛烈的理论斗争。在中支地区成立了《中华日报》、中华联合通讯社，同系统的还有汉口的《大楚报》、九江、安庆、芜湖、武昌、镇江、江阴、苏州、杭州、无锡、松江、嘉兴等的同名报的华文报纸。还有上海的《国民新闻》、《时代晚报》、《生报》、《社会日报》、《力报》、《奋报》、《中国商报》，香港的《华南日报》、广东的《中山日报》、北京的《新民报》、《晨报》、《实报》、《新北京报》、《时言报》，天津的《东亚报》、《天声报》、《庸报》、《新天津报》，济南的《山东新民报》，青岛的《青岛新民报》、《大青岛报》，太原的《山西新民报》，此外还有徐州、开封、新乡、石门、保定、芝罘、唐山、临汾等地的新闻。（《战时宣传论》第148～149页）除报纸外，还有一些刊物名义上虽为中国人所办，但却依赖日本的资助，实际上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

这些汉奸报纸和杂志仰日本人之鼻息，讨日本军部之欢心，宣传、图解日本的对华政策，报道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对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歌颂日本军队的“辛劳”与“勇敢”，污蔑抗日军民，宣传奴化思想，密切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在日军历次“扫荡”和“清乡运动”中，这些报纸犬吠狗叫，为日本军队鸣锣开道。在国际报道方面，各汉奸报纸则完全依赖日本通信社提供的消息，对希特勒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大肆渲染……如此之类，今日翻阅，仍令人切齿痛恨不已。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汪精卫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即可看出作为汉奸报纸是如何为日军侵华效劳的。《中华日报》作为汪伪政权的机关报，上面的文章就仿佛是汪伪政权与日本军部政府唱的双簧戏—借了《中华日报》的嘴，说的是日本人的话。例如1945年6月29日至7月2日，该报连载了《日本从军记者座谈会》，兹摘要如下：

日本从军记者座谈会〔中央社武汉电〕日军在河南、湖南两地开始作战以来，已经数月，作战顺利进行，郑州、洛阳、长沙等渝军（即抗日的国民政府军——引者注）要地，先后陷落。战事尚在进行中，顷有日本随军记者，因事由前线回来， 此间报道班特于6月24日邀请该记者及中国方面的通信社报馆记者，举行座谈会。从军记者谈及日军多次作战，对于中国一般民众如何同情，令人感佩。兹将座谈会记录志后，以供读者参考。

座谈会

时日：六月二十四日

地点：汉口等大厦

出席者：从军记者海野秀雄（读卖新闻社特派员）

秦泉寺清三（同盟通信社副参事）

大岛右助（朝日新闻社汉口支局长）

海野：我是在华北方面从军已经两个月，这次跟着平汉铁道南下，我记得以前日军占领某一个城市或乡村时，逃避四乡的居民，非经过数月之后，不肯回到原来的住所。可是这一次的情形大不同了。无论哪一个城市或者哪一个村，日军进驻之后，不到两三天，就有许多居民，陆续地归来。青年女子也在街上毫无畏惧地走着。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日本兵对于中国每一个老百姓，都保持和爱（原文如此——引者注）的态度，以使中国民众感觉日本兵不是以中国民众为敌人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本来部队进驻任何一个地方，照例借用民房为临时宿舍。这次全军都宿在户外，没有一个兵进入中国民房打扰。不但一个兵卒，连高级的部队长，虽在大雨泥泞的晚上，也在路边搭起帐篷过夜。还有一件事，河南农村，现在大麦长成，农民都期待着收获的日子快到。日本军队经过农村的时候，道路上到处都有渝军所埋设的地雷，非常危险，所以若是走过麦田，那是最安全的了，可是不忍破坏中国农民辛辛苦苦耕种的成果，他们还是走上明知有危险的道路上。有一时我们因粮食缺乏，看见菜园里有许多粮食成熟，意欲摘下充饥，刚想踏进园中，忽然给一位军官制止了。凡一个部队作战本部需要桌凳，希望到民房暂时借用，但因民众均已逃避，无法征求，只得拿来使用，但是部队奉行出发临行时，所有一切借来的家具，全都送到原来的地方安置，连一件东西也没有损失。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形，是在过去的作战中，从未见过的……

秦泉寺：我在湖南方面从军，也随时见到和海野君所说同样的事情……中国人民知道日军进来，都要逃避。他们在离乡里七八公里的地点，观望形势。后来知道日本军从来不害老百姓，不到三四天，先后回到日军驻屯的地方来，可见他们是怎样信用日军。

大岛：……以前盛传日军在占领地区施行横暴，所以这次华北军发令实行“三勿主义”，就是“勿烧、勿犯、勿杀”。这个命令彻底到每一个士兵，所以无论进驻何地，军纪峻严，颇有秩序……

在这里，日本侵略军简直俨然就是一幅“正义之师”的形象了。然而， 读下来，就不难看出文中破绽频出，纯属谎言。那位姓“海野”的日军记者，自己说从军仅“两个月”，他“记得以前日军占领某一个城市或乡村时，逃避四乡的居民，非经过数月之后，不肯回到原来的住所。可是这一次的情形大不同了”。那么他所看到的、所记得的“以前”，也就是在“两个月”内。

为什么在两个月中日军的行为会有天壤之别的变化？而且，说“需要桌凳，希望到民房暂时借用，但因民众均已逃避”云云，又跟前文所说中国老百姓都不再逃避，形成前后矛盾。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

那时是1945年7月2日，离日军失败投降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日军在战场上败局已定，在中国某些地方的“三光政策”或许有所收敛，倒也有一定可能。但即便如此，在中国已经烧杀抢掠了将近八年之久的日军，也决不能以一时的、甚至不到两个月的“三勿主义”抵消八年的“三光政策”！所谓日军“同情”中国百姓，中国百姓“信用日军”云云，简直是颠倒黑白的胡说。汪精卫汉奸政权的《中华日报》如此为日军涂脂抹粉，哪里还有半点“中国人”的味道!“中央级”的大汉奸报纸如此，各地的中小汉奸报可想而知。如此恶劣的伪华报纸的泛滥，是日军对中国的新闻侵略、文化侵略的一大恶果，令人愤慨、憋屈！

不知今天的那些“精日、粉日”分子们看到这些会作何感想？

特此感谢王向远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