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7日，据俄塔斯社报道，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就美乌和谈问题发表讲话。
普京表示，只要乌克兰军队从目前仍控制的顿巴斯地区撤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迅速终止”；若乌方拒绝撤军，俄方则将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推进既定目标。他同时强调，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作为俄罗斯领土的地位，已在俄法律体系中获得确认”，因此在未来任何谈判中，都不可能成为讨论议题。
这番表态，等于明确拒绝了美乌提出的19条和平建议，同时清晰展现了俄方结束战争的想法。
普京提出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谈判条件”，而更接近一份预设好的“战败条约草案”：
要求乌军撤出当前仍控制的顿巴斯地区这意味着：乌克兰需要承认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既成占领成果，将战场上的现实合法化。
将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彻底排除在谈判之外这相当于提前把战后领土归属“写死”：这些地区被定义为“既定的俄罗斯领土”，不再属于任何可协商范畴。
以“俄国法律已确认”作为终局理由普京强调，俄罗斯国内法律已经确认上述地区为俄领土，从而用“既成法律事实”否定任何重新谈判领土问题的可能性。逻辑是：“我已经立法，这件事就已结束，你没有资格再谈。”
在这种框架下，它并非是“通过谈判解决战争”，而是：“战争打到我满意的程度，再把你的承认写成和平协议。”普京拒绝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谈判”，但愿意签署一份由乌克兰出具的“事实承认书”。
二、普京为何如此强硬？普京的强硬，并非一时情绪，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安全与权力计算，至少包含三层关键考量。
1. 俄罗斯的“帝国安全观”：没有缓冲区就没有安全在俄罗斯长期形成的战略文化中，“安全”从来不是以国境线为边界，而是以“缓冲区”与“战略纵深”为核心。
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屡次依靠纵深空间抵御强敌：
1812年，沙俄依托广袤国土“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拿破仑；二战中，苏联同样利用纵深最终反攻柏林；冷战时期，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构成了苏联抵御北约的“安全防波堤”。苏联解体后，北约自1999年以来历经五轮东扩，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等国家纳入自身体系，北约前沿阵地持续向东逼近。对当今的克里姆林宫而言，俄罗斯从莫斯科一线已在很大程度上“直面北约”。
在这种安全观下，乌克兰问题对莫斯科而言，远非一个“普通邻国选择站队”的外交议题，而是关乎“俄罗斯传统安全边界最后一道防线”的生死问题：
若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俄西南战略方向将完全敞开；黑海、亚速海以及俄罗斯南部重要工业区，都将暴露在北约的侦察与打击体系之下。因此，在俄罗斯的视角中：乌克兰保持某种形式的中立，不是政策偏好，而是国家安全底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持续制裁与战场僵持的双重压力下，普京依然拒绝在关键领土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在他的认知中，一旦让步，就意味着对“俄罗斯战略缓冲区”的永久性放弃。
这场战争对普京而言，不仅是国家安全问题，更是关系其个人权力与政治生命的关键战役。
开战之初，“特别军事行动”被官方宣传为“有限军事行动”“去纳粹化”“几天搞定”；随着战事拉长、伤亡扩大、制裁加码，如果最终被普遍认定为“失败”，仅凭宣传与高压难以完全化解国内的不满与质疑；如果在克里米亚、顿巴斯问题上退让，就等于亲手否定自己多年来鼓吹的“恢复历史版图”“捍卫俄罗斯世界”的叙事。在高度个人化的权力结构中，“赢下一场对外战争”往往被塑造为政权合法性的新的来源。这决定了：普京在谈判中绝不可能接受任何可以被内外舆论解读为“失败”的安排。
因此，他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相关地区已是俄罗斯的合法领土，不在谈判范围内”，实际上是在主动将自己与整个政治体系绑在一根“绝不能退”的柱子上。
支撑普京强硬立场的另一逻辑，是他对国际与国内态势的判断：拖下去，对俄罗斯更有利。
在他看来：
美欧在援乌问题上裂痕渐显：军援规模、弹药产能、财政能力均面临制约；中东局势、台海风险、红海航运安全、全球能源波动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选举周期，不断分散美国的战略注意力与资源；欧洲社会对“长期高强度援乌”的承受力正在下降，各国政坛右翼与民粹力量崛起，普遍主张减少对乌军援与财政支持。在克里姆林宫的算盘中，只要俄罗斯能维持住基本盘：
人力上，可以通过持续动员俄罗斯境内及占领区人口维持兵源；
经济上，依靠能源出口、中立国家合作及规避制裁等方式，勉强维持运转；
社会上，通过强力镇压与爱国主义宣传压制反战情绪；
那么，时间越久，西方的政治耐心与社会支持越容易先行崩溃。一旦西方内部出现明确的“厌战”态势，乌克兰的谈判筹码将明显缩水；届时再谈，普京便有机会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收官。
也正是基于这种“时间在我方”判断，普京才敢把谈判条件开到接近“投降条款”的程度。
三、普京拒绝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谈”从国际关系与战争终结理论来看，一场真正的“和谈”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素：
双方承认彼此为对等谈判主体；双方都准备在某些核心诉求上作出有限让步；存在可操作、可监督的执行机制，以落实协议内容。而在普京当前立场下，这三点几乎被系统性掏空。
1. 谈判主体被“重构”：对手从“敌人”变成“内部叛乱者”俄方宣称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已是俄罗斯领土”，那么乌军在这些地区的一切军事存在，便被俄罗斯话语系统定义为“外国军队占领俄国国土”。
在这样的叙事中，这已不是两个主权国家围绕争议领土进行的谈判，而是俄罗斯在对外宣布：“你必须撤出我国领土，谈判只能从这一点出发。”
2. “让步”只允许单向：对方承认，我方止战目前俄方给出的选择本质上是单向度的：
乌克兰撤出顿巴斯；乌克兰承认新的边界格局与“入俄”现实；西方在此基础上逐步解除部分制裁；俄方则“体面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换言之，俄方所谓的“让步”，主要是：“不再继续向前打，允许你在遭受削弱的前提下继续存在。”
这与许多殖民战争末期对殖民地提出的“有条件独立”颇为相似：一方追求的是主权、尊严与安全空间，对方给出的则是“有限度生存与秩序许可”。
这种模式与真正意义上的“和谈”相差甚远，更接近一种不对等协议的预备稿：与其说是停火谈判，不如说是为战败条款搭建形式框架。
3. 执行机制：双方都不信任纸面安全保证从布达佩斯备忘录到明斯克协议，乌克兰的安全承诺在实践中一再被证明脆弱。与此同时，俄罗斯对西方主导的任何安全安排也充满怀疑，认为那只是为下一轮军事扩张和政治渗透争取时间。
在这种互不信任的结构下，如果没有一个被双方视为真正中立、又拥有硬实力和执行能力的第三方介入，单靠纸面协议极难获得克里姆林宫的真正信任。
普京更偏好通过“事实控制力”而非“书面安全条款”来保障俄罗斯利益：只要军事能力尚能支撑，他就缺乏动力用一纸可能再次被撕毁的协议，来换取暂时性的缓和。
普京显然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耐力赛”，并清楚设定了自己的赌注。
1. 赌西方内部的政治周期美国大选、欧洲议会选举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权轮替，都在不断放大一条熟悉的政治链条：
民众厌战 → 财政压力上升 → 右翼与民粹崛起 → 对外收缩和减少援助
一旦某个关键西方国家从“坚定援乌”转向“主张和谈”或“优先本国议题”，乌克兰在外交与军备上的地位就会立刻削弱，其谈判筹码随之下降。
2. 赌乌克兰社会承受力的极限长期战争给乌克兰造成严重的人口流失、基础设施破坏与经济衰退，这些问题将逐渐蚕食基辅“无限期抵抗”的能力与意愿。当战争成本在民生与国家存续之间造成尖锐矛盾时，乌克兰内部主张在不利条件下提前结束战事的声音很可能增多。
普京的战争逻辑并不复杂：
只要俄罗斯不在战场上遭遇压倒性失败，时间越久，对方的总成本越高；当西方和乌克兰进入“政治疲劳期”，自己就有机会以更强硬条款收尾。
在这种预期下，他没有动机在当下接受一个“双方各退一步”的和谈方案。那不仅意味着无法体现所谓“历史使命”，也难以为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找到对内可解释的政治回报。
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入俄”，是通过俄罗斯国内的正式立法程序完成的。这一步产生了一个关键效果：在国内政治与法律层面形成了一种“单向阀”效应。
1. 国内法上锁死一旦某些地区被写入宪法或基本法成为“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来任何形式的“割让”都可能被视为违反宪政秩序。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风险，甚至可能在未来被定义为“叛国”行为。
2. 意识形态上的回头难国内宣传已长期塑造一种叙事：这些地区“历史上本属俄罗斯，只是经历曲折后终于回归祖国”。如果再将其交出，不仅推翻了“历史公正”的宣称，也直接击穿“民族复兴”“文明共同体”等意识形态框架。
3. 军队士气与忠诚的问题在官方叙事中，前线官兵被告知自己是在“保卫祖国领土”，而非从事一场普通的“海外作战”。如若未来政权宣布：“为了和平，我们把祖国的一部分交出去”，对军队士气与忠诚无疑是巨大打击。
正因为如此，普京反复强调“领土问题不在谈判范围内”，更多是对内体系的必要自我绑定：他不仅是在与外部世界谈判，更是在稳固自己背后那整套权力与叙事结构。
在这样的自我锁定机制下，“和谈”被实质性缩减为：
对既成领土与控制线的书面确认；对战后秩序的技术性安排（边界管理、战俘交换、制裁松绑节奏等）。至于传统意义上“彻底停止侵略、恢复受侵国家完整主权”的目标，已不在当前俄方政治话语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如果把战争视为政治的延续，那么真正的“和谈窗口”往往出现在以下情形：
一方遭遇明确的战略性失败，丧失继续发动大规模战斗的能力；双方都认识到，继续战争的边际收益已经低于其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出现愿意为和平进程投入实际资源、承担成本、且被双方相对信任的强有力第三方。就目前来看，这三项条件远未成熟。
战场层面：俄罗斯在局部方向缓慢推进，乌军在弹药与人员紧张下艰难防守；双方都存在重大损失，但距离“全面打不动”仍有距离。
政治层面：俄罗斯已将“不能在领土上退让”嵌入体制逻辑；乌克兰也难以接受“割地求和”，否则不仅是对自身合法性的重创，也会向地区传递“侵略可以通过战争获利”的危险示范。
国际层面：西方在俄方眼中是直接敌对一方，不可能担任被信任的调停者；其他大国要么立场被质疑，要么缺乏将和平协议真正落地的意愿与工具。
在这种背景下，各类“和谈倡议”更多是一种外交姿态与舆论操作，而非真正可立即终结战争的现实路径。
普京此次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在向内外同时发送同一个信号：
“我不会主动制造和谈窗口；如果你们想要和平，前提是必须接受我划定的战后现实。”
普京拒绝的，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和平”，而是：
不接受以领土退让与战略退缩为代价的和平；不接受承认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重大误判与行动失败；不接受由西方主导、由对手书写、以俄方“妥协”为核心内容的收场方式。对他而言，战争的终点只有两种可以接受的形式：
在战场上通过足够多的既成事实，迫使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承认俄方条件；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之前，利用拖延、消耗与有限谈判的组合，锁定一个自认为有利于俄罗斯长期安全格局的结果。在这一框架下，“和谈”仅是战术工具，而非战略目标。他真正追求的，是一种可以写入国内历史叙事的“胜利版本”，而不是一纸难以在国内社会解释的停战协议。
和平并未从这场战争的地平线消失，只是：在普京的剧本里，这种“和平”的前缀不叫“妥协”，而叫“胜利之后的整理”。只要这一剧本仍在运转，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和谈，就难以真正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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