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绘制的中国地图：始终未忘故土，特意标注出华夏故土

1920年前后，在北京的外交部档案里，保存着一批色彩已经有些褪去的地图。纸张边缘磨损严重，角落里却被人用红笔重重圈出几个地名：“台湾”“琉球”“外蒙古”。有工作人员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这都已经不在手里了，还要标这么醒目？”负责审定的官员只回了一句：“地图上不能丢。”

从这些地图入手，北洋政府在许多人印象里的形象，多少显得有些不一样。

一提起北洋，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军阀混战、政局腐败、列强横行，街头巷尾挂着的“民国”二字，在许多普通人眼里不过是块招牌。然而，若把目光从内政暂时移开，去看那些地图、条约、边务电文，会发现另一个层面的北洋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仍频频出手，试图保住一点疆域，一点体面。

有意思的是，这批《中华民国地图》本身，就带着很浓的情绪色彩。一方面，它以清朝疆域为底图，照例描绘新疆、西藏、蒙古，另一方面，又特意把已经脱离控制的地方标注得十分醒目，这里头既有无奈，也有一种倔强：哪怕现实上丢了，名义上在图上不能认输。

围绕这张地图背后的故事，可以从几个方向看下去。

一、外蒙古的“回归”与再失：22天的风光与边疆的无奈

辛亥革命刚结束的那几年，中国北部边界并不太平。1912年，沙俄趁着清帝退位、政权更迭，悄悄扶持外蒙古贵族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搞“自治”“独立”。1912年2月5日，哲布尊丹布在库伦自立，号称“蒙古大国”，同年又想和俄国签订《俄蒙条约》。

表面看，这是俄国“保护外蒙古自治”，实际上是把整块地方纳入俄国势力范围的殖民安排。《俄蒙条约》及其《商务专条》规定的贸易、驻军、通商权，处处透出沙俄准备长期控制外蒙古的打算。

这事在国内各界激起很大反弹。蒙古王公中也并非人人愿意当俄国的附庸，一些人对俄国的侵蚀充满戒心。彼时的北洋军师徐树铮，便曾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警告：“外蒙一去，内蒙震动；蒙不安，奉必危，滇藏必牵动……”意思很清楚：外蒙古若保不住，东北、华北甚至西南都会跟着出事，边疆形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孙中山当时虽在野，却也连发电文，劝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要承认《俄蒙条约》。舆论压力之下，袁世凯政府只能有所动作。1915年，袁派陈毅（此人与后来闻名的新中国元帅陈毅并非一人）作为驻库伦办事大员，试图通过交涉方式，取消外蒙古“自治”，阻止彻底“独立”。但当时俄国实力尚盛，又有条约在手，北洋政府力量有限，陈毅的努力收效甚微。

局面一直拖到袁世凯去世之后才出现转机。段祺瑞掌权后，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派他赴库伦善后。徐树铮并未一味逞强，而是摸准外蒙古内部的派系矛盾，找准关键人物，一手施压、一手拉拢。

“你们要活得像人，还是像俄国人的附庸？”据说，他在谈判中曾这样直问某位贵族首领。这话虽带有情绪，却直指对方心中隐忧。徐树铮在22天时间内，通过谈判和政治运作，在没有动用大兵的情况下，让外蒙古正式取消“自治”，名义上重新回到中华民国版图之内。

1919年冬，徐树铮再次抵达库伦时，当地街巷悬挂起中华民国五色旗，汉、蒙、回、藏等族代表列队欢迎。即便孙中山与徐树铮政治立场不同，对他这次“收复外蒙古”的行动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至少在形式上，外蒙古问题一度获得了一个较为体面的解决方案。

徐树铮并没有止步于一纸文书。他在外蒙古推行了一些新政：交通上，提出兴建数条铁路，以改善外蒙古与内地的联系；文化上，创办报刊，组织文娱活动，试图打破清朝延续数百年的“愚蒙”政策，让边疆多一些活力；经济上，设立边业银行，鼓励贸易，甚至亲自勘察新疆资源，寻求整体开发思路。这些举措，让当地不少人对这位“筹边使”生出一定好感。

遗憾的是，边疆政策再有条理，终究要靠内地政局托底。1920年前后，徐树铮所在的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他本人被撤职。正当北京忙于内斗之际，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败逃的白俄武装，在外蒙古地区卷土重来。库伦的驻军兵力有限，又得不到内地增援，最终难以支撑。外蒙古再度脱离中国实际控制，这一回则直接转入苏俄势力范围。

在当时那个局面下，北洋政府对外蒙古的“收复”，终究是一段昙花一现的风光。但从地图编纂的角度看，自1919年前后起，官方绘制的中国地图上仍然坚持把外蒙古作为一部分标注，直系、皖系谁在北京执政，这一点都没有变化。这种做法，在外交上是一种声明，在心理上也是一种不肯放弃的象征。

二、从青岛到巴黎：对德、对奥宣战背后的算盘

地图上另一个刺眼的地方是山东半岛的青岛。1898年，德国趁“胶州湾事件”，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青岛及附近地区99年，同时得到铁路、矿山等大量权利；不远处的天津，则在1903年划出了一块奥匈帝国租界。晚清政府在北洋海面临战败后，对这种条约几乎无力反抗，只能签字。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发生剧烈震荡。英、法、俄为一方，同盟国德、奥为另一方，列强忙着在欧洲拼命，中国政府本来打算躲远一点。北洋政府甚至专门宣布了《局外中立条规》，希望“远交近守”，不被扯进大战。

然而，想当“局外人”并不容易。英、美、日等国很快发现，若要彻底压制德国在远东的势力，最好让中国站出来对德绝交乃至宣战。日本尤其希望借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收入囊中。1915年“二十一条”之所以那么嚣张，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在这一背景下，北洋政府并非完全被动。一方面，它与英、美等协约国谈条件，希望战后能废除德、奥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和其他权益；另一方面，在国内压力与外交考虑叠加之下，1917年8月14日终于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宣布接收德国在华的银行、洋行等财产，试图为战后谈判打下基础。

形式上，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团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问题在于，中国虽然被归到协约国一边，但既没有军力，也缺乏经济支撑，所谓“战胜国”更多是一种名义。和会上，列强主要关心的是欧洲领土和赔款，对中国战时的贡献并不太在意。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提出的要求包括：废除德、奥在华特权，收回青岛及山东铁路权益，修改列强在华的一些不平等安排。在废除奥匈帝国的条约方面，列强让步相对容易，中国确实取得了完全取消对奥不平等条约的结果。

可轮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时，日本竭力阻挠。日本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英、法等国也出于对日支持，在关键问题上偏向日本。青岛问题上，中国的诉求一再被搁置。坊间很快流传出“青岛要给日本”的消息，全国哗然，学生、商人、工人纷纷行动，“五四”运动爆发。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对学生示威，政府一度采取逮捕的方式。许多地方军阀则各有打算，既怕得罪列强，又怕激怒民意。在这些人当中，直系领袖吴佩孚的态度相对强硬。他明确支持学生、工人、商人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反对滥捕学生，公开表示不赞同在如此屈辱条件下签署和约。

吴佩孚后来固然因内战和政治立场饱受争议，但在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上，他的表态确实体现出一定的民族立场。北洋政府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这一动作在当时还是相当罕见的——在列强面前，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重大国际条约上公开说“不”。

青岛问题并未就此解决。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华盛顿会议。1921年至1922年，列强就太平洋和远东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中国代表再次把山东问题端上桌面。经过漫长谈判，1922年，中国与日本签署关于山东问题的一系列协定，日本同意归还青岛及胶济铁路，但提出高额经济补偿条件。北洋政府为此支付了6100万日元的代价，才算把青岛和铁路“赎”了回来。

从地图编纂的角度看，青岛在这期间的标注颇耐人寻味。无论是在德国手中、在日本手中，还是在“收回”之后，北京的官方地图始终将青岛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只是在注记上标明“租借”“占据”等字样，这种处理方式，既是事实的记录，也是立场的宣示。

三、新疆的“静”与西伯利亚的“动”：边陲之地的另一种博弈

青岛、外蒙古这些地方激起的风波，很容易引人注目。相较之下，新疆在北洋时期的局势显得“安静”许多。然而，这种“安静”，并不是周边毫无风浪，而是地方统治者在夹缝中求稳的结果。

辛亥革命前，新疆曾是列强觊觎的焦点之一。沙俄和英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新疆取得广泛特权，控制贸易、交通，甚至染指部分领土。等到北洋政府继位，中央的注意力很难长期投注西北，但新疆的地理位置又极其关键，北上接俄，西连中亚，南通印巴，一旦出现大的动乱，很可能牵扯整个西北防线。

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杨增新，在这种环境下执政17年。他对外的基本方针是：维护国家主权，不轻易放松对外人的限制；对内则强调“无为而治”，尽量避免激化矛盾。

对俄、对英，他采取了一套比较实用的办法。比如规定外商不得侵占中国百姓不动产，不得拒绝纳税，对恶性侵权行为予以惩处。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给新疆方面提供了一个机会。杨增新与苏维埃方面签署《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约》，以此为依据，宣布英国在新疆享有的旧特权不再有效，把边防外交上的一块旧账顺势翻过去。

同时，他也很警惕被卷入俄国内战。白俄残部被红军击退后，有一部分溃入新疆境内，驻疆的沙俄领事以及英国、日本势力试图煽动新疆支持白俄，借机插手新疆事务。面对这种局面，杨增新既没有贸然用武力全面清剿，也没有接受日军的兵力支援，而是采取了保持中立、有限协作苏方的方式，逐步把白俄势力驱离敏感地带，避免了边境全面失控。

对内，新疆的复杂在于民族与宗教。这里居住着维吾尔、哈萨克、回族、蒙古等多种族群，宗教气氛浓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严重冲突。杨增新的做法，一方面是默认宗教活动的存在，不轻易以行政命令干涉普通宗教事务；另一方面，对以宗教名义煽动暴力、挑起仇恨的势力，则坚决出手制止。对于试图以宗教为借口染指新疆的外国传教活动，他也采取了比较严厉的限制。

财政方面，当时的新疆并不富庶，但通过整顿税制、压缩开支、鼓励生产，当地财政状况有一定改善，这也为维持基本秩序提供了物质基础。结果是，在内地军阀混战、北方多地烽烟四起的年月，新疆相对较少出现大规模骚乱，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很不容易。

与新疆的平稳形成对比的，是北洋政府在东北、远东方向上的一系列“出兵”。1917年底，中东铁路沿线安全问题成为争议焦点。英、美为制衡日本提出，希望中国出兵保护铁路。北洋政府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掌控中东铁路的机会。

在这种考虑下，黑龙江、吉林两省被命令派兵进驻中东铁路沿线，接管原俄国护路军的防务。此举名义上是“护路”，实质上是把长期受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重新纳入中国监督之下。后续英、美、日等国想要插手中东铁路的管理，北洋外交部门以“合同在先”为理由，拒绝让出中方掌控权，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列强进一步蚕食东北交通命脉的图谋。

1918年至1920年，在协约国整体出兵西伯利亚的大背景下，中国也派出少量部队前往海参崴一带。外界常见的说法，是段祺瑞为讨好日本而“屈从”，但具体情况要复杂一些。一方面，北洋政府确实希望藉此获得日本的贷款和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当时在西伯利亚有数量可观的华侨、华工，他们在战乱中屡遭抢掠、屠杀，北京方面承受了一定的舆论压力，要求“保护侨民”。

在联军行动中，中国部队的主要任务集中在保护铁路、维持交通安全、护送侨民回国。北洋政府还想单独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赴西伯利亚，专门保护侨民和中东铁路利益，但因财力和兵源不足，只能削减规模。即便如此，此举仍触动了英、日等国的神经，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借机扩大在西伯利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方一度抱怨中方军队在行动中“偏向红军”，认为中国部队在有意为俄国革命力量提供掩护。这种抱怨固然有夸张成分，但至少说明中国军队并不是完全听命于日方，而是尽量把自身行动限定在“护路”“护侨”范围内。

北洋政府出兵西伯利亚，本身带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协约国体系中作为小角色参与行动；另一方面又试图借此机会收回铁路控制权、维护边疆侨民安全。把这段经历与地图上的中东铁路走向对照，会发现，北京对东北和远东交通线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而不只是某个军阀集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