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阮大铖。

明代多出怪人，阮大铖是“怪人中的怪人”。

查阅明代官史和民史，几乎找不到这个人的恶行劣迹，但最后盖棺定论时，这个人稀里糊涂上了“明史奸臣传”，被扣上了“毁天灭地”的甲级奸佞帽子，与马士英一道合称“南明双奸”。

客观评价，阮大铖为人挺混蛋，但我还是觉得这可能是晚明“最有画面感”的人物。

为啥？

这里有几段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

阮大铖为真小人，钱谦益则伪君子。——温璜

大铖睚眦杀人。——左良玉

大铖为人反复，固然不足道，然所以臭名昭著者，盖反出东林而已。——陈鼎

这个人的表现更像是晚明混乱割裂时代，一个底层人物对世道的反叛。

万历四十四年，虚龄30岁的阮大铖考上进士，位列三甲第10名，总榜排名80位。这一年“丙辰科”录取进士344位，他的成绩排名相对比较靠前。

成绩相当不错，可工作分配时，弄了一个垫底。

一开始，给他分配了正八品行人司行人，后来给他升到从七品给事中。给事中位置上待了没多久，回家丁忧守丧去了。

这段守丧经历成了阮大铖的人生转折点。

阮大铖的靠山是同乡兼“东林总舵主”左光斗，师从东林党“南直隶分舵主”高攀龙，他有一个师兄叫魏大中，与阮大铖是同一届进士。论成绩，魏大中进士榜排名83位，还不如阮大铖。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天启四年，丁忧期满。

组织决定把阮大铖安排到“吏科给事中”的位置上。他人还到岗，工作被人调包。

经过组织重新研究，把原本属于阮大铖的“吏科给事中”换成了魏大中，阮大铖被调去了工科。

打这起，阮大铖就跟东林党结下了死仇。这事，东林党办得太扯淡，详情在此前的文章里讲过，不再多说。

从此，阮大铖投靠了魏忠贤阵营。正是因为背叛了东林党，阮大铖从此没有好果子吃，成了东林党“通缉”的重点对象。

于是，一生跟东林党过意不去，从没有做过一件亡国恶行的阮大铖，最后顺理成章成了“南明第二奸佞”。

然而。阮大铖更像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缩影。这个悲剧的来源就是他得罪了东林党人，背叛了他原本的阶级。

他过去的阶级就会揪住他一星半点的过错，在史书中“无限放大，上纲上线”，将其打入“无间地狱”，甚至死后仍然不得安生。

当时，头部“公知大V”陈贞慧发表“讨阮大铖檄文”后，“东林赛道”的闯将们顾杲、侯方域、吴应箕纷纷响应，挥舞着道德大棒，各种批判抨击阮大铖的帖子，刷爆了大明王朝的服务器。

骂阮大铖，他们才有流量，才能体现出他们的高山白雪。

不但要骂，而且要极尽丑化，骂得越狠，丑化得越光怪陆离，越符合了他们内心的优越感。

搞笑的是，当年，骂阮大铖，骂得最起劲的大V们，九成投降了清朝，丢了士大夫该有的气节。

陈贞慧号称“复社四公子”，崇祯亡国身死的时候，陈大公子虚龄41岁。弘光人亡政息的时候，陈大官人虚龄42岁。

这位头部大V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当天下人等着他带头殉节时，他倒好，什么都没做，跑回到乡下避难，深居简出活了十一年，寿终正寝。

另一位大V侯方域，是崇祯五年考秀才，全省第一；崇祯十二年的举人，全省第三。这可是正儿八经吃过明朝俸禄，受过朱家国恩的。

当年，一篇“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的雄文发表后，开头即暴击，如椽大笔写道“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的阴阳怪气论调。

骂了半天阮大铖，最后是回到河南沦陷区老家避难。等北方彻底沦陷后，当了后金的“副贡生”，给自家起名为“壮悔堂”，居家自悔。等于说是，以“副贡生”的身份，领着清朝的生活补贴过日子。

第三位大V“娄东诗派开创者”吴伟业更滑稽。马士英当政时，不齿于马士英、阮大铖的弘光一朝，毅然决然辞官回归故里。到了1653年，南明尚未死透，永历帝正在南方跟后金打得热火朝天。

清廷给吴伟业发了一份Email，吴伟业一刻不敢耽误，跑到京师担任清朝的秘书院侍讲，专职负责给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编修“圣训”。

翻开晚明历史，不难发现一个真相。

——深受道德毒害的晚明时代，想当一个道德圣人的成本，低得令人瞠目结舌，简直就是无本的买卖，比的不是真才实学，而是谁声嘶力竭、嗓门更高。

历史不说话，但它会打脸。

瞧瞧当年被阮大铖整过的那些有头有脸的东林君子，有几个冤枉的。

七世小侯爷赵之龙、东林首脑钱谦益、北派书法一哥王铎。弘光一朝，最显赫的三位东林红人，在1645年五月十五日开城投降后金的那个清晨，他们磕头如捣蒜。

最后，被乾隆爷（为了这事，我必须尊称乾隆帝一声“爷”）一并打包送进了“贰臣传”。

前边说的那位吴伟业，他的重孙吴维鹗为了考上大清编制，屡试不中，压力过大，精神崩溃，27岁参加南京会试时，猝死考场，成了大清科举史上一大人文奇观。

当年，南京城内张贴的那份《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吴应箕起草，陈贞慧定稿，顾杲署首名，依次是黄宗羲、左国棅、沈寿民等140位东林君子联合签名痛骂阮大铖，其场面可比后来的公知大V壮观多了。

结果呢？

就连黄宗羲这样的大思想家，早年抗清了一段时间后，照样适应了清朝，游走于大清权贵的光筹交错之中，还办了书院教书育人，为大清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更悲哀的是，我一度怀疑，晚明之后的“士大夫谩骂”更多的是一种“为了骂而骂”。根本没有了解过当事人的经历和是非曲直。

那位自称跟阮大铖很熟悉，非常了解阮大铖为人，并把阮大铖写进《逆党列传》的张岱，居然把阮大铖的籍贯都搞错了。人家阮大铖是安徽桐城人，他给人写成了安徽怀宁人。

比这还细思极恐的是，明史总编修官张廷玉拍板拟定将阮大铖列入“明朝十六奸”，同样把阮大铖写成了怀宁人，而张廷玉本身就是桐城人。

作为老乡的张廷玉，都没搞清楚阮大铖到底是哪里人？咱就说，他们骂了半天，到底骂了个啥呀。

阮大铖降清一年就死了。

这一年，他跟随后金攻打福建，被分到正蓝旗博洛贝勒帐下。

他每天干的事就是找博洛聊天，给博洛唱昆曲和徽调。博洛表示，南方口音听不懂，他就写诗念给博洛听，而且一聊就是一宿不睡觉。

每夜坐诸公帐内剧谈，听者倦，既寐有鼾声，乃出。遍历诸帐，皆如是。诘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帐中。聒而与之语，或育其枕上诗。诸公劳顿之余，不堪其扰，皆劝曰：公精神异人，盍少睡一休息。

大铖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犹一日也。

后来，过仙霞关，阮大铖水土不服，博洛让他原地疗养。他不听，非要跟博洛比赛骑马。等博洛追上时，发现阮大铖已经端坐在石头上，气息已绝。

古来文人这种死法的，大抵都是悟道极深之人，如北宋黄庭坚就是其中之一。

普通人最怕投错胎，文人最怕生错年代。

在一个“守不住的底线，唱不完的高调”的明朝末年，阮大铖这样的“真小人”，反而更像是一股时代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