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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能见到一颗头颅。一颗被剜掉了双眼的。这颗头颅的主人，是东北抗联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牺牲时刚满27岁。”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能见到一颗头颅。一颗被剜掉了双眼的。这颗头颅的主人，是东北抗联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牺牲时刚满27岁。不少参观者站在这颗头颅前，脚像钉在地上似的挪不动步。不是因为恐惧，是那空洞的眼窝像在叙说1940年那个冬天，陈翰章在镜泊湖边被围时的决绝。那时候他带着几十名战士，跟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周旋了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卷刃了就用石头砸，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还能站着。日军围上来，喊着许他“满洲国”高官的条件劝降，他吐了口带血的唾沫，骂声里裹满对侵略者的恨。日军见劝降不成，便动了最狠的心思。他们先剜去他的双眼，想让他在黑暗里屈服，可陈翰章依旧咬着牙骂，直到最后一口气断在屠刀下。牺牲后，日军没放过他，割下他的头颅泡在福尔马林里，摆在长春一所医院门口示众——他们想让东北百姓看看“抗联的下场”，瓦解抗日心思，可路过的百姓要么低头抹泪，要么攥紧拳头，没人被吓住，反倒把这股恨揣得更紧，转头就给山里的抗联送粮送情报。陈翰章不是天生的英雄。19岁那年东北沦丧，他从师范学校退学，揣着一把土枪加入抗日队伍。有人劝他学生娃别去送死，他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没了，读再多书也没用”。从那以后，他跟着抗联在长白山钻林子，饿了啃冻硬的树皮，渴了抓雪塞进口里，冷了挤在破棉絮里互相取暖。短短几年，他从学生变成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带着部队打了几十场胜仗，端粮库、炸炮楼，成了日军最头疼的“眼中钉”。他知道抗日的路难走，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到胜利那天。牺牲前几个月，他给战友留话：“要是我死了，别把我埋在别处，就埋在东北的山里，我要看着咱们把日军赶出去。”可日军连这点念想都没留给他，头颅被带走示众，身子散在镜泊湖边的林子里。直到抗战胜利，人们才顺着线索找到那颗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头颅，小心翼翼接回东北，放进东北烈士纪念馆——不是为了展示残忍，是为了让每一个来的人知道，当年有个27岁的年轻人，把“不屈”刻进了骨头里。现在站在这里的，多是没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他们没法完全体会冰天雪地里啃树皮的滋味，没法体会被剜去双眼的痛苦，可他们能从那空洞的眼窝里，看见陈翰章望向东北大地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怕，只有“一定要赶跑侵略者”的坚定。这颗头颅不是冷冰冰的展品，是一封写给后人的信，信里说“我替你们把该吃的苦吃了，你们要好好守着这太平”。我们总说“勿忘国耻”，可“勿忘”不是说说而已。它是站在这颗头颅前的沉默，是知道有人用27岁的生命换来了如今的安稳，是明白今天能安安稳稳过日子，是因为有人在最黑暗的年代替我们挡住了枪口。陈翰章的27岁，是泡在血与火里的27岁，是把自己活成灯塔的27岁——他照亮了当时抗日的路，也照亮了后来人该走的路。这颗头颅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让人害怕，是让人记得：民族的骨头，是靠这样的人撑起来的；现在的太平，是靠这样的牺牲换回来的。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日本当时朝野上下野心勃勃，意图长期控制满洲。他们将已在天津生活了好几年的溥仪偷偷接运到长春，然后开始谋划以溥仪、众多汉奸为班底，成立一个对他们效忠的傀儡团伙，最终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溥仪就是日本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