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很多人一样，最早知道“宁古塔”这三个字，是从电视剧里听来的。清宫戏里但凡有官员犯了事，皇帝面无表情地撂下一句“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底下人就跪倒一片，脸色比死了爹还难看。小时候我以为那是个塔，一座很高很高的塔，把人关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后来才知道，那地方压根儿没有塔，也根本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地名。满语里“宁古”是六的意思，“塔”是“个”的意思，连起来就是“六个”——相传当年有六个人曾坐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叫了这个名。

而岭南呢，我们从小背古诗就知道。韩愈被贬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苏轼被贬惠州儋州。读的时候只觉得这些地方名字好听，潮州、柳州、惠州、儋州，念起来都很有诗意。等到后来才慢慢明白，那些地名背后，藏着多少人的眼泪和骨头。

说来也挺奇怪的。中国古代流放犯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越是往北流放的地方，往往越是因为“事”——犯法了、贪污了、科场舞弊了，属于刑事犯；而越是往南流放的地方，往往越是因为“言”——得罪人了、站错队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属于朝堂倾轧的牺牲品。北边是惩罚，南边是报复。宁古塔是刀，岭南是针。一个让你死得痛快，一个让你活得难受。

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两个地方，到底哪个更让人绝望。

宁古塔到底在哪？打开地图找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再往南一点，海林和宁安那片地方，就是当年的宁古塔。今天那里是旅游的好去处，镜泊湖美得不像话，冬天有雪乡，夏天有森林。可是三四百年前，那里是什么样？

清初的流人方拱乾被流放到宁古塔后，写了一本《绝域纪略》。光看书名就够吓人的，“绝域”，意思是世界的尽头。他在书里写道，从京城出发往东北走，越走越荒凉，越走越没有人烟，到了宁古塔一带，“数千里内外，无寸碣可稽，无故老可问”。连块像样的石碑都没有，连个能问路的老人都不存在。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彻底的无主之地，荒到了极点，没有人在这里留下过任何痕迹。

岭南其实也一样，在唐宋时期的北方人眼里，也是“绝域”。但岭南这个“绝域”和宁古塔的“绝域”，不是一个绝法。宁古塔是“荒”，岭南是“蛮”。荒是没人，蛮是有人但和中原人不一样。当年从中原往岭南走，要翻过南岭山脉，那叫“大庾岭”，是五岭之一。翻过那道山，整个气候、植被、风土就全变了。北方人一过岭，第一个感觉是热，第二个感觉是潮，第三个感觉是到处都有虫蛇毒物。在唐宋时期，广东新会被称作“大法场”，英德被称作“小法场”——法场是什么意思？就是砍头的地方。意思是北方人流放到那里，跟走上刑场没什么区别。

这就很有意思了。宁古塔是冷的绝境，岭南是热的绝境。一个是冰窟窿，一个是蒸笼。哪个更惨？先别急着下结论，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说说宁古塔这个“冰窟窿”。

清初的东北，和我们现在想象的东北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有暖气、有羽绒服、有高铁，三四个小时就从北京到沈阳了。可在三百多年前，从北京走到宁古塔，要走好几个月，中间要穿过大片大片的无人区，要翻山越岭，要渡过无数条没有桥的河流。沿途驿站少得可怜，补给几乎没有。流放的人戴着枷锁，穿着单薄的囚衣，一步一步往北走。越走越冷，越走越绝望。

有一本叫《柳边纪略》的书里记载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发往宁古塔的人，最终能活着到达的，大概只占十分之三四。换句话说，超过一半的人死在路上了。不是夸张，是真的死在路上。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被野兽咬死的，各种各样。有些流放者走到半道，遇上大雪封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那么活活冻毙在路旁。死后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被野狼叼走，尸骨无存。

冬天宁古塔有多冷？据史料记载，零下四十度是常事。零下四十度是什么概念？南方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泼一盆水出去，落地就结冰了。在户外待久了，耳朵、鼻子、手指头会冻掉，是真的冻掉，不是修辞。流放者住的是地窖子或者泥草房，四面透风，烧点柴火取暖，烟熏得眼睛睁不开，可是不烧又活不下去。很多人冻伤了，手指脚趾发黑坏死，只能自己拿刀切掉。没有任何医疗条件，能不能活下来全看命。

方拱乾在《绝域纪略》里写过宁古塔的物产，说那地方其实也不缺吃的，山林里有野兽，江河里有鱼，地上能种粮食。问题是，你得有本事弄到这些。流放者初来乍到，什么都没有，没有种子，没有农具，没有猎具，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在冰天雪地里从零开始。

清朝把犯人发配到宁古塔，有一个很特殊的名目，叫“给披甲人为奴”。披甲人就是当地的驻防兵丁，大多是八旗兵。流放者被分配给他们当家奴，干最苦最累的活。夏天要下地种田，冬天要进山伐木。吃的呢？朝廷每人每天发大概半斤粮食，未成年减半。这么点东西够干什么的？一个成年男人干一天重活，半斤粮食根本顶不住。而且这半斤粮食到了地方官手里还要被层层克扣，真正到流放者嘴里的能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说到具体的人，宁古塔流人里最让人感慨的故事太多了。我讲几个。

郑芝龙，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太熟，但提起他儿子，全中国没有不知道的——郑成功。郑芝龙当年是东南沿海的海商巨擘，手底下船队规模庞大，在福建沿海呼风唤雨。清军南下的时候，他不听儿子郑成功的劝告，选择了投降清朝，被带到北京，封了个同安侯。本以为投降了就能保全富贵，没想到儿子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坚持抵抗，打得清军头疼不已。朝廷一怒之下，把郑芝龙全家流放到宁古塔。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郑芝龙和他的四个儿子在宁古塔被处斩。一代海上枭雄，最后死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

再说吴兆骞。这个人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年少成名，被当时的文坛领袖吴伟业称赞为“江左三凤凰”之一。什么叫“江左三凤凰”？就是江南文坛最有才华的三个年轻人，前程似锦，前途无量。顺治十四年，也就是1657年，吴兆骞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本来要进京参加会试的，结果卷入了“南闱科场案”，被人诬告考试舞弊。后来押到北京复试，在顺治皇帝面前交了一张白卷——不是他不会做，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吓傻了。顺治帝大怒，取消举人资格，打了四十大板，没收全部家产，流放宁古塔。这一流放，就是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的宁古塔岁月，吴兆骞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妻子葛采贞，一个江南女子，千里迢迢带着婢仆赶到宁古塔陪他。两个人在这冰天雪地里相依为命。吴兆骞在宁古塔期间结识了其他流放文人，组建了“七子诗会”，在苦寒之地互相唱和，写诗排遣。他的诗集叫《秋笳集》，秋笳是北方边塞的一种乐器，声音凄厉苍凉，光听名字就知道那诗里的悲苦有多深。后来靠着老朋友顾贞观四处奔走求情，纳兰性德父子出手相助，吴兆骞才被赎回来。回到江南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五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人了，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还有一个叫杨越的，浙江绍兴人。他本来可以不流放的。当年清廷追查“通海案”——就是和东南沿海抗清势力有联系的案子——杨越的好友被抓，酷刑拷打，逼问杨越下落。那个朋友打死都不说。杨越听说之后，主动去官府投案自首，说不要为难我朋友，我来了。就冲这份义气，他被判流放宁古塔。到了宁古塔以后，一家人要吃饭，这位江南士子顾不得读书人的体面，跑到集市上摆地摊，把自己随身带的东西拿去跟人换米。后来沙俄入侵黑龙江，宁古塔将军征召流放者中的壮丁参军，杨越以戴罪之身从军出征。他在宁古塔一直活到了康熙三十年，也就是1691年，六十九岁去世，算是流人里面比较长寿的了。

说到吕留良，那更是让人心惊。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浙江人，反清思想非常强烈。他死后四十多年，雍正朝爆发了曾静案，牵连到了吕留良的著作。雍正皇帝大怒，下令把已经死了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剖棺戮尸，把他最小的儿子吕毅中处斩，剩下的孙子辈和家属一共一百多人，全部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一百多人啊，老老小小，全部被赶到东北去当奴隶。吕家后人在宁古塔繁衍下来，因为不能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就世代行医、经商。靠着勤勉和聪明，吕家在东北居然慢慢积累起了家业，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到了乾隆年间，吕家的后人甚至纳捐买了国子监生的身份，想要谋个出路。乾隆知道以后大怒——你吕家的后人居然还敢往上爬？——于是把吕家后人再次发配，从宁古塔往北，赶到更远的齐齐哈尔去了。三代人，两次流放，从江南水乡一路被赶到黑龙江腹地，这家人和东北的冰天雪地算是彻底绑在一起了。

讲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说一句。历史书上轻飘飘的一句“流放宁古塔”，背后是无数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吴兆骞、杨越、方拱乾、吕留良的后人，这些人不是历史书上的符号，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过梦想、有过才华、有过家人。一夜之间，从江南的书斋被扔到了塞北的荒野，从吟诗作赋的文人变成了劈柴种地的流犯。这种命运的反差，光是想象一下就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

好，宁古塔说完了，咱们再往南走，说说岭南。

岭南流放的历史比宁古塔要长得多。从秦汉时期开始，岭南就是朝廷流放犯人的地方，到了唐宋两代，岭南流放达到了一个高峰。唐代被贬谪流放到岭南的官员，光是有名有姓、史书上可查的，就有将近五百人。宋之问、杜审言、李峤、王昌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这些我们从小背他们诗的人，全都被贬过岭南。

唐代为什么老把人往岭南贬？原因其实不复杂。当时有一个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带，就是长安。在长安做官，站队站错了、说错话了、得罪了当权的人，就会被贬。贬到哪儿去呢？北边是突厥的地盘，不安全。西边是吐蕃和西域，也不安全。东边是大海，没地方贬。只有往南，过了南岭，到岭南去。那里是朝廷统治的边陲地带，远离长安，远离中央，把人扔到那里去，眼不见心不烦。而且岭南那个地方在当时的中原人眼里，就是蛮荒之地，毒蛇猛兽遍地都是，瘴气弥漫，北方人去了容易死。把政敌贬到那里，最好他直接死在路上或者死在贬所，一了百了。

“瘴气”这个词在古代文献里出现的频率极高。什么是瘴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南方亚热带潮湿气候中常见的流行性恶性疟疾。但古人不这么认为，古人觉得那是山林沼泽里冒出来的毒气，吸一口就会生病，严重的当场毙命。唐代诗人沈佺期被贬岭南的时候，写诗表达过对瘴气的极度恐惧。要知道，沈佺期是写过“独不见”那种大诗的人，胆子不算小，可一听说要过岭南，照样怕得要死。

岭南流放的人里面，最出名的当然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被贬潮州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唐宪宗元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19年，韩愈因为上《论佛骨表》反对皇帝迎佛骨入宫，惹得唐宪宗大怒，要杀他。多亏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改为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从长安出发，走了快三个月才走到潮州。走到蓝关的时候，大雪封山，道路阻断，他的侄孙韩湘赶来送行，韩愈写下了那首千古名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好收吾骨瘴江边”，意思是说，你大老远跑来送我，大概就是准备替我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收尸的吧。韩愈写这首诗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自己活不成了。他是北方人，从小在黄河流域长大，五十多岁的人了，要翻山越岭走到潮州去，路上要走八千里，气候完全不同，饮食完全不同，语言完全不同。到了潮州以后，他果然水土不服，大病一场。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潮州做了很多事情：驱鳄鱼、兴学校、释奴婢，八个月的时间，把潮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潮州人至今感念他，把潮州的江改名叫韩江，把潮州的山改名叫韩山，全中国以一个人的姓命名一个地方的山川，韩愈恐怕是独一份。

柳宗元的故事更惨一些。他被贬永州，后来又被贬柳州。永州在湖南南部，柳州在广西，都在岭南的范畴之内。柳宗元在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那篇《小石潭记》我们中学都背过，“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读起来好像很闲适很惬意，但那其实是一个被流放的人在穷山恶水里拼命寻找精神寄托。他的好友刘禹锡同时被贬播州——播州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一带——柳宗元听说以后，哭着说播州不是人住的地方，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怎么能去那种地方？于是柳宗元上书朝廷，请求用自己的贬地柳州换刘禹锡的贬地播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柳易播”的故事。朝廷最终把刘禹锡改贬连州，没有让柳宗元去播州，但柳宗元的这份情义，千载之下仍然让人动容。后来唐宪宗大赦天下，柳宗元没有被列入赦免名单，最终死在了柳州，年仅四十七岁。

岭南流放者中最特别的一个，是苏轼。苏轼这辈子被贬了三次，第一次是黄州，第二次是惠州，第三次是儋州。黄州在湖北，不算岭南；惠州在广东，儋州在海南岛，都是正宗的岭南流放地。苏轼被贬惠州的时候，已经五十九岁了。从河北定州一路南下，走了整整半年才到惠州。到了惠州以后，他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他写信给朋友说：“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我准备在惠州买地盖房子，以后就当惠州人了。他在惠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把自己对岭南的喜爱写得淋漓尽致。可是朝廷里那些人看到他居然过得这么开心，更加恼火。你不是喜欢岭南吗？那就让你去更南的地方。于是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六十二岁的苏轼再次被贬，这次直接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当时的海南岛可不是现在的旅游胜地，那是真正的天涯海角，食无肉、病无医、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苏轼在儋州住了三年，直到宋徽宗即位大赦，才被召回。离开海南的时候，他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九死一生都不恨，因为这场奇绝的游历，一辈子都值了。

读到苏轼这些诗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你说他豁达吧，他确实豁达，什么苦难都压不垮他。可是你再想想，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被一贬再贬，贬到天涯海角，他的豁达背后藏着多少辛酸，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苏轼后来写过两句诗总结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个流放地，就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功业”。这话说起来是自嘲，但自嘲到了这个份上，那种滋味，大概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懂。

讲完了两边的具体情况，我们该来好好对比一下了。宁古塔和岭南，到底哪个更惨？

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宁古塔是冷到极致，零下四十度是家常便饭，冰天雪地长达半年以上。流放者要面对的是冻伤、冻死、粮食短缺、取暖困难。岭南是热到极致，潮湿闷热，瘴气弥漫，毒蛇毒虫遍地都是。流放者要面对的是疟疾、痢疾、各种北方人闻所未闻的热带病。一个是用冰刀子割你的肉，一个是用湿热慢慢消磨你的命。从这点上说，宁古塔的自然环境可能更残酷一些。

从生存概率来看，宁古塔的死亡率更高。流放宁古塔的路上就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在半道。到了宁古塔以后，又要面对酷寒、饥饿、繁重的劳役，能活下来的人少之又少。岭南虽然也有“大法场”“小法场”的说法，但那是形容岭南的危险程度，不是说真有一半的人会死在路上。唐宋时期贬到岭南的官员，虽然也有死在贬所的，比如柳宗元就是四十七岁死在了柳州，但更多的人还是活着熬到了赦免或者任满调离。韩愈在潮州待了八个月就调走了，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又贬到儋州，在儋州住了三年又回来了。他们在岭南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毕竟活着回来了。从这个角度看，宁古塔更像是直接的死刑缓期执行，岭南更像是漫长的刑期，熬过去就熬过去了。

从精神折磨来看，岭南可能更细腻也更持久。岭南的“惨”是心理意义上的，是无法测量的。一个被贬的官员，孤身一人来到蛮荒之地，语言不通，饮食不惯，身边的人没有一个能听懂他说话，没有一个能理解他的痛苦。这种孤独感，有时候比寒冷更可怕。寒冷可以靠烧火取暖，孤独却无处可逃。韩愈在潮州写的诗里，那种对长安的思念，那种对自己命运的不甘，字字泣血。柳宗元在柳州写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满纸都是愁绪。

还有一个维度是时间。宁古塔的流放者，虽然路途艰险，但一旦到了目的地，刑期相对明确。一般的流放是十年为期，表现好可以提前回去。吴兆骞流放了二十三年是因为没人替他说话，一旦有人走动，也就赎回来了。岭南的贬官呢？没有刑期。皇帝让你去，你就得去；皇帝哪天想起你了，你才能回来。韩愈在潮州只待了八个月就调走了，苏轼在海南待了三年才回来。但也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被召回。唐代被贬到岭南的官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最终死在了贬所，再也没有回到中原。

所以你要问我哪个更惨，我的答案可能有点狡猾——都一样惨，但惨法不一样。宁古塔的惨，是暴烈的、直接的、毁灭性的。它像一个巨大的磨盘，把你扔进去，碾碎了就碾碎了，侥幸活下来的，也是九死一生。岭南的惨，是绵长的、阴湿的、渗透性的。它像南方的梅雨，一天一天地下，不会立刻要你的命，但会让你浑身上下都难受，时间久了，骨头都会发霉。

如果非要我选一个，我可能会说，从个人的承受力来看，宁古塔更难以承受；但从历史的厚度来看，岭南的流放故事更让人回味。因为岭南流放者的苦难，被他们自己用诗词文章记录了下来，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读韩愈、读柳宗元、读苏轼，读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才华，更是他们在苦难中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岭南流放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宁古塔流放者也写了很多东西，方拱乾、张缙彦、吴兆骞都有著作传世，但传播的范围和影响，确实不如岭南的贬官文学那么大。

苦难是没有可比性的。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独特的，都是他生命中最沉重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