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腊月的一个深夜，江西瑞金的临时军校里还亮着两盏煤油灯。叶剑英和何长工伏案推敲一份作战图，身旁卷起的烟雾与窗外的寒风交错。谁都没料到，这对并肩多年的战友，半个世纪后会在汉口江畔重逢，而那一次见面竟成了生死关口前的温言提醒。

抗日烽火、解放战争、建国筹划，一道道关隘走来，叶剑英积劳成疾。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六十九岁；1979年推动邓小平恢复全部职务，他已年逾八旬。连轴运转的十几年里，早期埋下的旧疾开始集中反噬——手抖、步伐不稳、夜里冒虚汗，这些信号被工作掩盖，直到1979年春天，中央保健部门再也不愿听他以“还有文件”等理由推脱体检。

同年夏，诊断书上第一次出现“帕金森”三个字。医生给出的休养方案，被他搁到案头。邓小平接到汇报后，只说一句：“老叶愿意撑多久，我们就给他配合多久。”话虽简短，却把当时“农村改革、对外谈判、军队整编”三座山都压在了叶剑英肩头。有人劝他卸任，他摆摆手：“现在不是松劲的时候。”口气听着轻，却透着倔强。

1981年初秋，中央决定让叶剑英赴湖北调研军工生产兼休整。湖北省委本打算安排江汉宾馆，但他坚持住进条件一般的东湖宾馆，理由很直白：“少搞一点排场，干部才服气。”车到门口，他下车时脚步踉跄，警卫连忙搀扶。他笑了笑：“别紧张，还站得稳。”

何长工此时在武汉疗养。据档案记载，57年前两人初识时，何长工比叶剑英大两岁，如今都已须发皆白。再见，感慨难言。短暂寒暄后，叶剑英轻声自嘲：“老何，我八十四，怕是站不住太久喽。”何长工闻言，只回了一句：“叶帅，这几个月您多当心，咱们还要看新中国再上一个台阶。”十来个字，却似给老战友心里扎了钉子。离开武汉时，叶剑英沉默了整整一路。

1982到1983年，帕金森并伴随肺部感染反复发作。医生要求他减少公务，他改成“只见最要紧的文件”。中央特诊组轮班守在他住所外，仍拦不住他时不时挪到书房批阅材料。日记里写道：“病躯或可倒，国事不可误。”字迹颤抖，力道仍在。

1984年6月下旬，急性肺炎大面积袭来，他被紧急送入301医院ICU。高烧、呼吸衰竭、病情滑坡，保健组抛出最坏打算；礼宾司则暗中起草追悼会预案，连建军节庆祝活动也喊停。邓小平听完汇报，说：“不惜一切代价。”全国各大医院调来呼吸、感染、心血管专家，其中就包括广州医学院的钟南山。当时钟南山四十余岁，正值临床黄金期，他带来改良的机械通气方案，加上全方位抗感染疗程，硬是把老元帅从鬼门关拽了回来。7月上旬，体温终于降到正常，血气指标稳在安全线。病房外的灯熄了第一夜，医护们才敢轮班合眼。

脱离危险后，叶剑英提出把治疗心得留给军队医院，他说：“老军人倒下也要发挥点余热。”医生劝他静养，他回答仍是那句“还有文件”。无奈之下，工作人员把一摞摞公文缩印成大号字体，放到床头；他翻不动时，就请秘书念给他听。有人戏称这是“病房里的小型常委会”，气氛却从无松懈。

1985年，他移居北京玉泉山，表面上“离岗休养”，实际仍给出国谈判、裁军调整提意见。帕金森的手抖更厉害，他改用粗杆签字笔。医学报告显示心功能逐月下降，主治医生看数据直皱眉，他却摆手让大家别把病人当病人。偶尔阳光好，他会拄杖在湖边站一会儿，凝视远处的万里长空。

1986年9月中旬，连续心绞痛无法缓解。经会诊，医生判断心脏已进入极高危期。10月22日凌晨四时许，病情恶化至极限，肾上腺素、人工呼吸、胸外按压轮番上阵，仍未能挽回。上午八时，在场人员默哀。胡耀邦随后向外界发布噩耗。

10月29日，北京细雨，天安门下半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内厅举行，大厅布满白菊。邓小平步入会场时神情凝重，他用相对平缓的语速宣读悼词，评价叶剑英“军事外交皆有定鼎之功”。军乐队奏响《安魂曲》时，不少老将军湿了眼眶。

依遗愿，骨灰送往广州。1987年秋，珠江岸边举行安放仪式，邓小平亲笔写下“叶剑英”三字，碑石背面刻着叶帅生前手稿中一句话：“革命之火，薪尽火传。”没有华丽辞藻，却把一生信念交代得干干净净。

回顾1927年叶剑英在广州起义的青春岁月，到1986年在病榻上仍关注国家大计，横跨六十载风雨。他未能见证新世纪的钟声，但在临终前一年，中国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改革开放的车轮已滚滚向前。或许，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关头仍频频握着医生手臂，坚持说出那句“还有文件”的底气所在。

如今回到那年武汉东湖宾馆的午后，何长工那句“要注意点”仍回响耳畔。两位老战友，一个在1986年走完人生，一个在1994年辞世，却把各自的热血写进了共和国的年轮。岁月向前，他们的身影渐行渐远，留下的却是无法磨灭的担当与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