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年的深秋，浙江绍兴农户周老根蹲在自家新垦的山坡上，看着半人高的番薯藤，咧开了嘴。

他刚给第三个儿子报了户口，里正没像前朝那样催缴丁税，只问了家里的田亩数。这在十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周老根的曾祖父那辈，明末战乱让绍兴府“十室九空”。到他这代，不仅自家添丁进口，村口的晒谷场都比往年热闹了不少。

从顺治初年的7000万，到道光年间突破4亿，清朝用两百多年完成了人口的“超级飞跃”。这背后，从来不是单一原因的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的必然叠加。

一、刀枪入库：百年和平撑起生育底气

崇祯十七年的北京城破，给中国人口刻下了一道深疤。李自成的大顺军、清军的铁骑、南明的拉锯战，让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四川的惨状最令人心惊。康熙初年的巡抚张德地在奏折里写道：“川省孑遗，百不存一，成都城郭颓圮，蒿草丛生。”全省人口从明末的600万，锐减到不足10万。

清朝入关后，用三代人的时间筑牢了和平根基。顺治帝扫平南明残余，康熙帝更是以铁腕终结乱象——1681年平三藩，1683年收台湾，1689年定《尼布楚条约》。

和平带来的不仅是生命安全，更是生产的稳定。康熙年间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前，河南农户王二柱家有三亩薄田，敢生两个儿子就已算胆大。

到了雍正初年，他的孙子王承祖守着同样的田，却养了五个儿子。用他的话说：“不用躲兵，不用逃税，多双筷子的事，怕啥？”

历史学者孟森在《清史讲义》中直言：“清之康雍乾，实中国史上罕见之太平盛世，人口之增，盖源于此。”这种长期稳定，是人口增长的第一块基石。

二、番薯救命：美洲作物改写粮食密码

周老根种的番薯，在明末还只是稀罕物。万历年间，福建人陈振龙冒着杀头风险，从菲律宾偷运番薯藤回国，在漳州试种成功。

但明末的战乱让这种作物没能普及。直到康熙年间，陈振龙的孙子陈世元带着番薯苗北上，在山东、河南推广，才让这种“救命粮”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番薯、玉米、马铃薯这些美洲作物，天生就是为解决粮食危机而来。它们耐旱耐贫瘠，在浙江的山区、陕西的坡地、贵州的石缝里都能扎根。

乾隆二十三年，河南大旱，传统小麦几乎绝收。时任河南巡抚的胡宝瑔紧急推广番薯种植，下发的《种薯法》里写着：“取薯藤三尺，埋于土中，浇水即活，月余可食。”

据《河南通志》记载，这年靠番薯存活的百姓不下百万。灾后，胡宝瑔干脆下令，凡开垦山地种番薯者，免五年赋税。

朝廷的推广力度也在加码。乾隆皇帝专门下旨：“令直省各州县，劝民种植番薯，以辅民食。”甚至让太医院编印《种薯图说》，发到每个州县。

效果立竿见影。1776年，全国还有118个府没种玉米；到1820年，就连西北的陕甘地区，都出现了“漫山遍野皆苞谷”的景象。

粮食产量的激增，直接撑起了人口增长的空间。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梁诗正曾算过一笔账：“一亩番薯可抵五亩稻，一户种半亩，便可免饥馑。”

三、摊丁入亩：税制改革解开生育枷锁

周老根敢生三个儿子，最该感谢的是雍正帝的“摊丁入亩”。在此之前，“多子多税”的丁税，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大山。

明代的“一条鞭法”虽尝试改革，但丁税仍按人口征收。嘉靖年间，江南农户张三有四个儿子，为了逃税，不得不将两个幼子送给邻村地主当佃仆，隐姓埋名。

清朝初年，丁税依旧严苛。康熙五十一年，皇帝看到“人丁滋生，地不加增”的困境，下了道“永不加赋”的圣旨，把丁税总额固定在当年的2462万两。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丁税还是按人头收。真正的革命，是雍正元年推行的“摊丁入亩”——把固定的丁税，分摊到田亩里，按地收税，不问人口。

这一下，孩子从“纳税负担”变成了“免费劳动力”。皖南《王氏宗谱》记载，乾隆年间，族人王怀安夫妻连生十一子，不仅没被赋税压垮，还靠儿子们开垦山地发了家，被县太爷赠“人丁兴旺”匾额。

隐匿人口也开始大量浮出水面。雍正三年，广东番禺县登记人口突然增长35%，县令上报时解释：“以前怕缴税瞒报，如今摊丁入亩，百姓都愿报实数了。”

梁启超在《中国赋税史》中评价：“摊丁入亩，实中国财政史上一大变革，其释放民力，促人口之增，功不可没。”到雍正末年，全国人口就从康熙初年的7000万，突破到了2亿。

四、种痘防疫：医疗进步减少人口损耗

古代人口增长，常被高死亡率抵消。康熙皇帝幼年患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这让他深知传染病的可怕。

他登基后，立刻召太医院御医张璐改进“人痘接种”技术。张璐在《医通》里记载了新方法：取轻症患者的痘痂，研成细粉，用银管吹入儿童鼻孔，让其轻症感染获免疫力。

这种方法虽原始，却让天花死亡率从原来的50%，降到了不足10%。康熙二十年，北京设立“种痘局”，每年免费为儿童接种，据宫廷档案记载，仅京城每年就有十万儿童因此存活。

民间的医疗也在进步。乾隆年间，江南名医傅山编写的《达生篇》，成了产妇的“救命书”。书中记载的“顺产三法”，让难产死亡率大幅下降。

传教士带来的西药，也帮了大忙。乾隆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从澳门采购大量奎宁，用于防治疟疾。云贵山区百姓，甚至愿用一头羊换一粒奎宁，因为“吃了就不打摆子”。

地方官府也在发力。各地设立的“惠民药局”，在灾年免费发药。乾隆二十八年，河北大疫，保定府惠民药局发放的“防疫汤”，救活了数万百姓。

这些进步，让清代人口平均寿命比明代延长了5岁，婴儿夭折率下降了近三成。用《清史稿·食货志》的话说：“生得多，死得少，人口自然日增。”

五、移民拓荒：广阔疆域容纳增长人口

当内地田亩不够种时，清朝广阔的疆域，给人口增长提供了新空间。“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成了清代移民的三大潮流。

康熙年间，朝廷鼓励百姓迁往四川。顺治十八年，四川人口仅9万；到乾隆四十一年，已增至700万。湖北麻城农户李开先，带着家人迁到四川，开垦了五十亩荒地，成了当地的大户。

东北的“龙兴之地”虽曾封禁，但挡不住灾民的脚步。乾隆年间，山东灾民王三贵，带着妻儿“闯关东”，在奉天（今沈阳）附近开垦黑土地，种玉米、大豆，没过几年就攒下了家业。

西南的“改土归流”也功不可没。雍正年间，鄂尔泰在云南、贵州废除土司制度，设流官管理。汉族农民带着先进农具和作物进入，让这些“蛮夷之地”变成了粮仓。

贵州遵义府，雍正年间还是“土旷人稀”；到乾隆末年，已“居民稠密，梯田层层”，人口增长了十倍。当地地方志记载：“汉人教苗民种番薯，苗民助汉人开山地，彼此相安，人丁日旺。”

乾隆年间，清朝疆域达到极盛，北至外兴安岭，西至巴尔喀什湖，南至南海诸岛。这些稳定的边疆，不仅提供了耕地，更提供了安全保障。

六、盛极而忧：人口红利下的潜藏危机

人口增长带来了繁荣，也埋下了隐患。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团访华，马戛尔尼在日记里写道：“中国百姓多而穷，沿途所见，多有面黄肌瘦者。”

“生齿日繁，地不加增”的问题日益凸显。康熙年间，全国人均耕地4.8亩；到道光年间，已降至1.6亩。河南农户赵老栓，一家五口守着两亩地，即便种满番薯，也只能勉强糊口。

粮食价格飞涨。康熙年间，一石米价银五钱；到嘉庆年间，已涨至一两五钱。许多百姓只能“半年杂粮半年糠”，甚至以观音土充饥。

人地矛盾最终引发了动乱。嘉庆元年的白莲教起义，参与人数达数十万，核心原因就是“无地可种，无粮可食”。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波及十八省，死伤数千万。

现代学者何炳棣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指出：“清代人口增长，是传统农业文明的巅峰，也是衰落的开始。当人口超过农业承载力，危机便不可避免。”

结语：文明转型期的人口启示

清朝人口从7000万到4亿的飞跃，是政治稳定、作物革新、税制改革、医疗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让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达到了人口规模的顶峰。

但这场增长，终究是“没有工业革命支撑的繁荣”。当人口增长触碰农业文明的天花板，没有新的生产方式来承接，危机就会爆发。

周老根的孙子们，后来也加入了“闯关东”的队伍。他们带着番薯种和种痘的经验，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继续耕耘，却不知道，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清朝的人口故事告诉我们：人口增长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它需要制度的保障、技术的支撑，更需要文明的进步。只有当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