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府发表惊人言论：苏联仍存于世！普京亲自下令：恢复斯大林格勒…

俄罗斯，作为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最核心的成员，完整继承了苏联约70%的军事遗产、80%的工业基础以及绝大多数的战略威慑力量，在1991年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后，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苏联继承者的角色。

对于那段长达七十余年的苏联历史，俄罗斯社会始终怀揣着极为复杂的情感：老一辈人眷恋着超级大国时期的全球影响力与全民福利保障，中年一代铭记着解体初期的经济动荡与社会阵痛，而年轻群体则更多从历史教科书与影视作品中感知那个红旗漫卷的时代。

这种情感投射到国家层面，便呈现为既向往昔日强国荣光、又对苏联意识形态保持审慎距离的矛盾态度。

然而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并逐渐陷入胶着状态后，俄罗斯政府在公开场合对苏联的认知与表述，悄然发生了一系列值得玩味的变化。

2025年5月，在圣彼得堡国际法律论坛的主旨发言环节，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抛出了一个震惊国际法学界与外交界的观点——从严格的法律层面审视，苏联“并未真正消亡，依旧存续”。

这位长期负责俄罗斯国际法事务的高级官员理直气壮地宣称，1991年导致苏联解体的一系列法律程序存在根本性瑕疵，其中最核心的《别洛韦日协议》在签署与生效过程中并未获得苏联宪法规定的正当授权，因此从法理层面而言，苏联只是暂时“隐匿于莫斯科的某个法理角落”，仍维持着最低限度的主体资格。

这番言论经俄罗斯塔斯社、卫星通讯社等官方媒体播发后，迅速引发全球舆论哗然，西方主流媒体纷纷以“俄罗斯欲复辟苏联”为题进行解读，而俄罗斯国内的社交媒体上，“怀念红旗时代”的话题也再度升温，众多经历过苏联时期的民众纷纷留言回忆那个“有尊严的年代”。

但若穿透言论表面的喧嚣深入剖析便会发现，普京政府通过科比亚科夫传递的这一信号，绝非单纯想要重温苏联旧梦，其核心诉求在于为当前持续升级的俄乌冲突寻找一种“历史与法律双重维度的合法性”掩护。

科比亚科夫的惊人之语并非毫无铺垫的突发奇想。

自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至今，关于解体程序合法性的争议就从未真正平息过，俄罗斯国内的史学界与法学界每隔数年便会掀起一轮相关讨论。

追溯这场争议的源头，最早可至1990年3月，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率先通过独立宣言，成为首个宣布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一举措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多个加盟共和国相继提出独立诉求，苏联的联邦体制逐渐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1991年12月8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附近的别洛韦日森林狩猎庄园，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秘密会晤后，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别洛韦日协议》。

该协议明确声明，鉴于苏联的“存在基础已不复存在”，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及地缘政治实体”即日起停止存在，其原有的权利与义务由新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及各加盟共和国继承。

仅仅18天后的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停止存在的决议》，正式从法律层面宣告了苏联的终结。

科比亚科夫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质疑，核心就聚焦在《别洛韦日协议》的合法性上。

他在发言中援引1977年版《苏联宪法》相关条款指出，苏联作为联邦制国家，其成立与解体必须经过全苏最高权力机构——“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而1991年的《别洛韦日协议》仅经过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明显超越了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范畴，属于“越权行为”。

然而这一论调仔细推敲便会发现其中的牵强之处，因为所谓的“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早在1938年就已根据苏联宪法修正案被“苏联最高苏维埃”取代，后者成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9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解体决议，在程序上完全符合当时的宪法规定，并无明显瑕疵。

如此看来，科比亚科夫的言辞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法律文字游戏，其真实目的在于为俄罗斯当前的地缘政治方针寻觅历史与法律层面的支撑，通过质疑乌克兰独立的“法理基础”，间接强化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正当性”叙事。

若进一步拓宽视野便会发现，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合法性的质疑，并非仅针对《别洛韦日协议》，1991年12月21日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同样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这份宣言是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独联体成员国首脑会议上签署的，除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格鲁吉亚未参与外，其余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均在宣言上签字，宣言正式确认了苏联解体的事实，并明确了独联体的运作机制。

而波罗的海三国与格鲁吉亚的缺席，恰好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日后对这些国家进行“法理敲打”的借口，俄罗斯外交部曾多次在外交照会中提及，这四个国家的独立“未经过全苏范围内的合法程序”，因此其独立地位“存在法理瑕疵”。

在普京政府的叙事框架中，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核心继承者，自然而然地自居为“原苏联空间内的法理家主”，而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独立，不过是“苏联内部事务的不完整延续”，俄罗斯有权对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进行“必要关切”。

如果说科比亚科夫的言论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试探，那么普京政府在文化与历史领域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则释放出了更为直接且明确的信号。

2025年初，俄罗斯政府宣布将伏尔加格勒国际机场正式更名为“斯大林格勒国际机场”，这一决定引发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科比亚科夫的言论。

普京在签署更名令时发表的简短讲话中强调：“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战役，这个名字承载着苏联人民的英雄气概，我们有责任让后代铭记这段历史。”

他引用二战时期苏联将领的名言说道：“他们（指牺牲的苏军士兵）的声音，对我而言，等同于法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普京在强调铭记历史的同时，明确指出伏尔加格勒市的名称不会发生变更，仍保留1961年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时期确定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