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十月，后金绕过关宁锦防线，兵分三路从蓟镇破边墙攻入京畿，大明京师第三次被北虏实际威胁。那么改写明朝命运的“己已之变”，到底是不是蓟辽督师袁崇焕的锅？
此次后金能攻破边墙最直接的原因有二，失去蒙古屏护和蓟镇防御薄弱。
天启七年，察哈尔不仅大败于后金，其八大部中的敖曼和奈汉也选择了倒戈与女真结盟。此外因明廷自身财政困难，革除了原加于蒙古诸部的抚赏。自觉无力抵抗后金的林丹汗遂放弃东蒙，向漠南西迁。
这样蓟镇边墙外的蒙古诸部更难抵御后金的侵蚀和拉拢，纷纷臣服于后金麾下。其中就包括紧靠蓟镇喜峰口的喀喇沁蒙古（这是一个蒙古小部族联盟），这也是皇太极选择此处入关的原因之一。
这些不仅和袁崇焕关系不大，他上任后招抚蒙古诸部的举措（也是死罪之一）还被朝廷所阻挠。姑且不论袁崇焕卖粮的目的和对错，起码明廷和皇帝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些蒙古部族的价值。
有一种观点认为，蓟镇防御薄弱是因袁崇焕鼠目寸光，把蓟镇的军事资源都拉到关外去了。这就是明显的不顾事实，因为袁崇焕基本没资格管蓟镇。
蓟辽督师这个职位看起来大，但其实质还是“辽东经略”，主责征剿关外后金。负责京畿防务的一线责任人是蓟辽总督和蓟州巡抚，蓟辽督师和这两个封疆之间没有统属或者上下级关系。
只是在涉及辽事的直接军事任务中，督师有权调派蓟镇军队（实际还是要通过兵部行令）。蓟镇的日常军备，即便袁崇焕有心也就上疏建言，管是轮不到他管的。真要管，会是非常严重的越权。
崇祯元年，为缓解已非常严重的欠饷问题，崇祯主导过一次“清兵”。当时关内蓟州、密云、永平三镇兵士册录14.06万人，实际在籍10.7万人。
崇祯和兵部本着省钱的目的，打算把册录数下调到10.7万。但蓟辽总督喻安性和蓟州巡抚王应豸不同意并奏请补齐缺额，理由是恐诱发哗变和京畿防务重要（在这次清兵过程中，喻安性、王应豸均下岗，分别由刘策、王元雅接任）。
崇祯虽然更倾向于保守方案（分辽饷），但没直接拿主意，把球踢给了兵部和袁崇焕。最后袁和兵部议定，缺额中的1.2万用辽饷养、7800人编入新设的蓟镇西协，剩下的13940人继续“留在”兵册上。
姑且不说袁崇焕帮蓟镇扩充了1.2万人，蓟镇防务也不应该只靠这3.3万缺额。那么在籍的10.7万人在干嘛？除去那些在册不吭声的“空饷”，剩下的大多在为自己的肚子而闹饷，甚至发展到“下（墩）台立寨”的地步。到底是谁导致蓟镇防务薄弱，大家就各抒己见吧。
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得旨：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关内疏虞，责有分任，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
《崇祯长篇》
后金入寇后，明廷和崇祯也没有把边墙被破的锅甩给袁崇焕。对于袁的请罪奏疏，崇祯主动表示袁“分兵戍蓟，早见周防”（指用辽饷在蓟养兵1.2万），已尽到协防蓟镇的职责。“关内疏虞，责有分任”，再次表明蓟镇边防主责不在袁崇焕。
综上可见，蓟镇边防的规划、整备和管理，本就不是袁崇焕的责任。他确实在天启六年六月说过“然料其（后金）断不越关（山海关）而他攻”，既便是抛开他说这话的背景，嘲笑他鼠目寸光，但明廷和崇祯会把他的话当祖训么？
接着来聊聊很多人诟病袁崇焕的另一个地方，后金入寇京畿后，入关勤王的袁崇焕不仅“纵敌长驱”不积极围剿，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他到底想干什么？
后金破边墙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第一个应警。十月二十八日赵率教带四千精兵出发，经三天急行军赶到三屯营。但驻防此地的蓟镇总兵朱国彦不放他入城，是朱国彦背叛大明了么？当然不是，其后十一月十一日三屯营被后金攻破，朱国彦战斗到最后并自焚殉国了。
不让赵入城的第一个原因是，两人不在同一个军事编制下。赵率教隶属蓟辽督师袁崇焕，而朱国彦需听命的人是蓟镇巡抚王元雅和蓟辽总督刘策。除非两个领导（或兵部）下令，朱国彦没有听命或协助赵率教的义务。
崇祯得知袁崇焕率军入卫后，专门下旨授袁崇焕全权调度各地勤王兵马之权，也是为了方便袁崇焕统筹指挥关内各镇军队。
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的第二原因就尴尬了，他管不起饭。
赵率教接警当天就率军出发，也就兵士随身携带了一点干粮。从天启七年到崇祯二年不断闹饷的蓟镇，哪有余粮管外镇的四千张嘴？除此之外，关宁军拿着高饷（差不多高关内军镇一倍），朱也怕麾下士兵与他们接触后哗变闹饷。
这不是玩笑，同期率军勤王的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官张鸿功就是旁证。
接到朝廷勤王诏令，他俩带着五千兵赶赴京师。但朝廷既拿不出钱粮发饷，也在京畿找不到愿意养活这支军队的州县。最后兵部的解决办法是钻军令的空子，“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乃给饷”。
只要客军在某地驻留不超过一天，就不用发粮。所以兵部在三日内，连续令耿调防通州、昌平、良乡。明廷眼里似乎不用吃饭的耿军，坚持三天后哗变并劫掠地方。然后耿如杞和张鸿功因治军不严被下狱论死，山西来的五千人马也一哄而散。
所以“援兵四集”对于袁崇焕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各镇军队骤然汇聚，朝廷又没有相关后勤保障准备和预案。这些部队不会去等朝廷调整，会找主帅袁崇焕要钱要粮。而袁自己麾下近万关宁军吃饭都是问题，哪有精力去管他们的肚子？遣散分守各城并求食（也就是抢当地百姓），是袁临时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
注：“遣散援军”虽是袁崇焕的死罪之一，但也是其后明廷应对后金入寇的常规操作方法，因为明廷始终无法解决勤王兵马的后勤保障问题。这也是后几次被入寇，明军大部分时候都在观望的主要原因。因为勤王兵马虽多，但集中困难。
除此之外，赵率教的结局也暗含着袁崇焕这么决策的另一个原因。
进不了三屯营的赵率教只得去遵化找蓟镇巡抚王元雅，但在城外遭遇后金军。这支关宁军一个时辰都没挡住，就被全灭（赵率教被射杀）。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这可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了。
除了赵率教，满桂也是个例子。
崇祯二年十一月，大同总兵满桂率五千宣大精锐，入京勤王。当月在顺义和宣府总兵侯世禄一起被后金打崩，此后满桂也不同意和后金野战了。但十二月（此时袁崇焕已下狱）在崇祯和明廷的强令下，满桂率四万勤王军，背靠京师与后金决战。
不到半天就被打崩，三万明军阵亡、主将满桂和孙祖寿被阵斩、黑云龙和麻登云被俘后投降了后金。此战之后明廷已无法在京畿保持足够的军事压力，后金也就肆无忌惮地开始劫掠财物人畜了。
所以袁崇焕不愿意与后金正面硬杠，而是率兵尾随，即“纵敌长驱”。一是可以威慑后金，让它无法分兵掠抢。二是可以等待关宁军后续人马以及各地勤王兵马向京畿汇集。待京畿明军数量有了压倒性优势后，再谋划决战或者逐回关外。
只是明廷和崇祯，接受不了袁崇焕的这种战术，矛盾在其奏请入城休整爆发，然后袁崇焕就没有然后了。
编者附：
袁崇焕“坚请入城”，是他只考虑了军事因素。当时京畿地区已经入冬，严酷的自然条件和后金的军事压力，袁和他的关宁军很难在野外稳定驻扎和休整。但朝廷和皇帝是想不到军士苦寒的，只会认为袁别有用心。
“己已之变”中袁崇焕的应对思路，有点像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执政官费边。当时费边觉得罗马军团不足以正面硬杠汉尼拔和他的百战精锐，决定利用其孤军远征没有后援的缺点拖延不决战，在保存自身实力的同时支援同盟城市避免它们倒向汉尼拔。同时大军尾随骚扰汉尼拔，让他不敢分兵劫掠物资。
汉尼拔为刺激罗马决战，故意在针对罗马城邦实施劫掠、破坏、屠杀。费边无动于衷，但架不住罗马元老们的怒火。元老院最终选择换人并决战，然后就有著名的“坎尼会战”。八万大军一日被灭后，罗马不得不重回费边战略。
